澜沧江的瘴气像一张湿冷的网，将沈砚之和苏临洲裹在其中。他们骑着租来的矮脚马，在布满苔藓的驿道上颠簸，马蹄踏过腐叶的声响里，总掺着些细碎的“咔嗒”声——是挂在枝头的藤甲碎片，被风吹得相互碰撞。
“再过前面那道山梁，就是孟获城旧址了。”向导岩木勒勒住马缰，他黥着花纹的脸在雾气里若隐若现，“我们彝人叫它‘鬼打城’，夜里能听见藤甲兵哭。”
沈砚之勒马驻足，望着远处被瘴气吞噬的山影。建兴三年，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在这里平定南中叛乱，《三国志》里那句“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的背后，是无数被藤甲包裹的躯体沉入泸水。
驿道旁的石壁上，凿着几行模糊的汉字，是建兴四年刻的《南中贡赋碑》。苏临洲俯身辨认，“金三斤、银百两、漆千斛”的字样还能看清，只是“藤甲三百领”的“藤”字被人用石斧凿去了大半，露出底下青灰色的岩石，像道未愈的伤疤。
“建兴年间，每年要从南中征三百领藤甲。”岩木勒往火塘里添了块湿柴，火星子溅在他赤脚边的竹篓里，里面装着些暗红色的藤条，“这藤要在油里泡三年，太阳底下晒三年，才能做甲。一片甲要耗十斤藤，三百领就是三万斤——山都快被剃秃了。”
沈砚之想起在成都见过的藤甲，青黑色的藤条交错编织，边缘涂着桐油，沉甸甸的能挡住箭簇。可此刻握在手里的藤条碎片，却轻得像纸，指尖一捻就化作粉末。
“前面那片坡，原来长满了这种‘铁藤’。”岩木勒指着左侧的山坳，那里如今只剩些齐膝的灌木丛，“我爷爷说，建兴六年丞相第一次北伐，一次性征了五百领藤甲，彝人连夜把藤林烧了，宁可让山荒着，也不想再送子孙去填战场。”
火塘的烟气呛得苏临洲咳嗽起来，他翻开随身携带的《南中志》抄本，是晋人常璩所着，里面记着“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可在抄本的空白处，有行后人用朱砂写的小字：“每征藤甲一领，必亡一丁”。
“亡一丁？”苏临洲抬头时，正撞见岩木勒眼底的红血丝，“是做藤甲时出意外？”
“是被征去当藤甲兵。”岩木勒从怀里掏出个竹编的小人，身上裹着干枯的藤条，“彝人说，藤甲沾了人血，就会认主。可那些被征去的娃，十有八九死在祁山，连骨头都回不来。这小人，是替他们守家的。”
沈砚之接过竹人，藤条上的毛刺扎得手心发痒。他想起《三国志·李恢传》里“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的记载，原来“费用不乏”四个字，是用南中各族的血肉写就的。
次日清晨，岩木勒带着他们去看泸水古渡。浑浊的江水翻着漩涡，岸边的沙地上嵌着些锈迹斑斑的铁环，是当年拴战船用的。“建兴三年，丞相在这里杀了数百头牛羊祭河神，才敢渡江。”岩木勒踢开一块卵石，底下露出半截朽烂的藤甲，“其实哪是祭神？是怕江里的冤魂拖船。”
苏临洲蹲下身，用树枝拨开藤甲碎片，发现里面缠着几缕黑色的毛发。他忽然想起在阆中见到的白骨，同样的沉默，同样的无人认领。
“先生看那片山。”沈砚之指向对岸的密林，“《南中志》说‘诸夷种落，其刚狠者，皆斩之’，可斩不尽的是怨恨。延熙十年，涪陵夷人叛乱，杀了都尉，抢了粮道，其实就是受不了每年的贡赋。”
他们沿着江岸前行，在一处坍塌的山壁下，发现了个被藤蔓掩盖的山洞。洞里堆着数十具骨架，膝盖和肋骨处都嵌着藤甲残片，手腕骨上还套着青铜镣铐。
“是被处死的藤甲兵。”岩木勒划着松明火把，火光映着洞壁上的刻痕，是些歪歪扭扭的彝文，“他们说‘宁做山中鬼，不做蜀地兵’。”
沈砚之数了数骨架，正好三十七具。他想起延熙十七年，姜维北伐时，曾从南中调了三千夷兵，回来的不足三成。这三十七具骨架，或许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
“南中就像蜀汉的钱袋子。”苏临洲走出山洞时，声音被江风撕得零碎，“可袋子勒太紧，终究会破。”
回程的路上，他们路过一个彝人村寨。土坯墙上画着奇怪的图腾，几个背着柴篓的妇人看见他们，立刻拉着孩子躲进屋里，关门声在寂静的山坳里格外刺耳。
“建兴年间，官差来征藤甲，总要抢些娃去当向导。”岩木勒叹了口气，“现在看见穿长衫的，都以为是来催贡的。”
沈砚之望着村寨上空的炊烟，忽然想起成都武侯祠里的《出师表》碑刻。那些“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壮志，那些“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在南中潮湿的空气里，似乎变了味道。
夜里宿在山神庙，沈砚之翻出从成都带来的《南中贡赋簿》，上面记载着从建兴三年到景耀五年的贡赋明细：金从每年三斤涨到十斤，漆从千斛涨到三千斛，藤甲从三百领涨到六百领。而对应的，是南中各郡的户数从建兴年间的三万，降到景耀年间的一万七千。
“损耗的不只是户数。”苏临洲用炭笔在地上画着，“是人心。当蜀汉把南中当成取之不尽的粮仓和兵源，就该想到，有一天这里会变成反噬的伤口。”
山神庙的铜铃忽然无风自响，岩木勒说那是山鬼在哭。沈砚之望着门外浓得化不开的瘴气，仿佛看见无数藤甲兵的影子在雾气里摇晃，他们的脚步沉重，拖曳着蜀汉最后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