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掸族、克钦族（景颇族）、克伦族等缅北原住民族武装而言，徐渊的人口迁徙带来的是最直接的生存威胁。数百万华人移民如同潮水般涌入，开垦他们世代狩猎的山林，占据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源，甚至在他们的传统聚居地旁建立村庄与工厂，彻底改变了数百年来形成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他们要抢走我们的土地，让我们无家可归！”这是所有部族武装的共同认知，一场场绝望的抵抗就此爆发。
克钦族武装依托高黎贡山的险峻地形，多次袭击迁徙队伍与补给站。他们熟悉丛林每一条小径，擅长在树冠与岩壁间伏击，常常趁着夜色摸进移民的临时营地，劫掠粮食与物资，然后迅速消失在密林深处。掸族武装则延续了之前的袭扰策略，集中兵力攻击移民必经的河谷通道，用滚石与土炮封堵道路，试图阻止移民南下。然而，这些抵抗在徐渊的正规兵团面前，如同投入激流的石子，根本无法撼动迁徙的洪流。
徐渊对此早有准备，推行“拉拢与打击并用”的铁血策略：对于愿意归附、接受兵团管理的部族（如部分弱小的傈僳族部落），他给予优厚条件——保留其部族首领的管理权，允许他们继续在指定区域狩猎与耕种，提供农具、种子与药品援助，甚至开放贸易通道，让他们用兽皮、药材换取布匹与盐巴；对于坚决抵抗的部族，则动用绝对武力，毫不留情地予以清算。
1947年3月，克钦族一支主力武装袭击了一支满载妇女儿童的移民分队，造成数十人伤亡。徐渊震怒之下，下令调集一个团的兵力，对该克钦族部落的聚居地展开清剿。兵团士兵配备了迫击炮与轻重机枪，先用炮火轰击部落的防御工事，再以密集队形发起冲锋。克钦族战士虽勇猛善战，但仅凭土枪、长刀与弓箭，根本无法抵挡现代化武器的攻击。战斗持续了三天，部落的竹楼被炮火焚毁，抵抗战士几乎全部阵亡，剩余的老弱妇孺被强行驱逐，赶往西部贫瘠的山区，他们世代居住的肥沃河谷，最终成为移民的新家园。
掸族武装的抵抗同样遭遇惨败。徐渊的兵团采用“围点打援”战术，先是假装攻击掸族的一个小型据点，引诱其主力前来救援，然后在途中设下埋伏，用重火力将其击溃。此后，兵团趁胜追击，接连攻占掸族武装的多个据点，烧毁其武器作坊与粮仓，迫使剩余武装退守南部边境的偏远山区。
这场残酷的清算，让其他部族武装彻底认清了现实。越来越多的部族选择归附，而少数坚持抵抗的，则在徐渊的铁腕下逐渐消亡。徐渊用鲜血与武力，为移民们铺平了扎根的道路，也彻底确立了自己在缅北的绝对统治。
各方势力的阻挠与明争暗斗，最终都未能阻挡徐渊的步伐。迁徙仍在继续，土地仍在开发，工厂仍在轰鸣，这场“无声的征服”，在血与火的博弈中，愈发坚定地朝着徐渊的目标推进。
1947年4月的缅北，季风尚未吹散旱季的燥热，这片曾被丛林与混乱包裹的土地，正经历着人类近代史上最剧烈的人口地理学重构——一场被后世争议为“奇迹”与“噩梦”的双重变奏，在短短数月间轰然上演。
八百万华人移民，这个足以改写区域历史的庞大群体，并非仓皇迁徙的流民，而是在徐渊体系精密调度下的“拓殖军团”。从华南沿海的渔港，到西南内陆的村寨，他们带着农具、工具与武器，循着徐渊集团铺设的补给线分批涌入缅北：青壮年男子组成先锋队，披荆斩棘开辟通路；妇女与匠人紧随其后，搭建窝棚、开垦荒地；老人与孩童则承载着文化根系，将汉字、乡音与生活习俗带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徐渊集团提前储备的海量粮食、药品与机械，成为支撑这场迁徙的命脉——每一个移民点都配有标准化的医疗站、粮仓与防御工事，“新华人独立兵团”的巡逻队日夜穿梭，既抵御丛林野兽的侵袭，也震慑潜在的反抗势力。
数百个新村镇如雨后春笋般在丛林中崛起，木质房屋沿着河谷与平原蔓延，田埂顺着山势蜿蜒展开，原本荒芜的土地被锄头与犁铧唤醒，沉甸甸的稻穗在季风中摇曳，取代了往日的藤蔓与荆棘。更令人瞩目的是几座初具城市雏形的聚居点：砖石结构的商铺沿街排列，铁匠铺的叮当声与纺织厂的机器声交织，甚至出现了印刷报纸的工坊与传授汉字的学堂。矿山深处，徐渊从欧洲购入的重型机械日夜轰鸣，钨、锡等战略矿产被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通过秘密通道运往香港，转化为支撑其统治的资金与武器；连接主要聚居区的土路被拓宽夯实，牛车与卡车交替穿梭，将粮食、物资与兵员输送到各个角落，一张覆盖缅北核心区域的交通网络已然成型。
人口结构的颠覆，比基建的崛起更为迅猛。八百万华人的涌入，让缅北的人口天平彻底倾斜——华人占比飙升至七成以上，从昔日的“外来者”一跃成为这片土地的绝对主体。而掸族、克伦族等原住民，却在这场巨变中遭遇了灭顶之灾：他们曾因土地被侵占、习俗被干预而奋起反抗，但徐渊的“新华人独立兵团”以雷霆手段展开清剿，焚毁反抗村寨、收缴武器，无数原住民精壮男子或战死、或被俘充作苦役，族群的青壮年力量几乎消耗殆尽。更致命的是人口与文化的双重失守：原住民的传统聚居地被分割、压缩，赖以生存的猎场与耕地被华人开垦，本民族的语言、信仰在华人文化的强势渗透下逐渐式微。他们第一次在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上沦为“少数民族”，被迫迁往偏远的山林边缘，在贫瘠与隔绝中艰难维系族群的火种。
徐渊的统治铁幕，以军事与行政为双翼，牢牢覆盖了这片广袤的区域。“新华人独立兵团”是他的尖刀与护盾——这支由华人青壮年组成、配备先进武器的军队，分为驻屯军与机动部队，驻屯军守卫各大聚居点与交通要道，机动部队则对零星的反抗势力进行“清扫式”打击，任何试图挑战其权威的火苗，都在燃起之初便被残酷掐灭。行政体系上，徐渊彻底摒弃了原有的土司制度与殖民残留的管理模式，建立起一套由他直接任命、对他绝对效忠的层级管理系统：从最高层级的“领地行政公署”，到各区域的“管理处”，再到村镇的“保甲长”，所有官员均由徐渊集团的核心成员或绝对亲信担任，他们手握行政、司法与税收大权，确保徐渊的意志能够毫无阻碍地传递到每一个角落。敌对势力或在军事清剿中被彻底消灭，或被驱离核心的平原、河谷区域，退守至难以生存的偏远山区，再也无法对徐渊的统治构成实质性威胁。
1947年的春天，当缅北的丛林绽放出新绿，一片被地缘学者私下称为“华渊领地”或“徐属缅北”的独立区域，已然在中南半岛的西北部成型。它既不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尽管徐渊曾与国民政府有过短暂的利益勾结，但在领地成型后便迅速切割，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管辖；也不听从伦敦殖民当局或仰光临时政府的号令——对于外部势力的交涉与施压，徐渊始终以“领地内部事务”为由强硬回绝，甚至不惜动用军事力量驱逐试图渗透的外部代理人。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从矿产资源到兵源调动，从文化教育到行政决策，都只效忠于一个人——远在香港半山那座戒备森严的别墅中，运筹帷幄的徐渊。他通过加密电报与领地保持着实时联系，每一个重大决策都由他亲自拍板，仿佛一位隐身于幕后的帝王，掌控着这片土地的命运。
对徐渊而言，“华渊领地”是他耗费大量心血打造的“王者之基”：这里的矿山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支撑他购置武器、扩充军备；数百万华人人口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兵源，确保军队的持续补充；广袤的丛林与复杂的地形，构成了无与伦比的战略纵深，让任何外部势力都难以轻易染指。他终于摆脱了以往寄人篱下、依赖他人的困境，拥有了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坚实无比的根据地。
这片土地，既是他积累实力的“大后方”，也是他撬动更大棋局的“支点”——向南，他可以借助缅北与南洋的地理联系，渗透进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等地的华人社群，扩大自身影响力；向北，面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他手握这片独立领地，既具备了谈判的资本，也拥有了进退的余地。1947年的缅北，格局已然重塑，而徐渊的野心，也随着这片领地的成型，变得愈发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