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侦查方向后，专案组全员投入紧锣密鼓的排查中。临时指挥点的白板上，密密麻麻标注着全市宋代文物收藏机构、私人收藏家的信息，以及景和会核心成员的最新行踪。沈驰盯着白板上 “提刑司银印” 几个大字，语气坚定：“要彻底挫败景和会的阴谋，不仅要查清银印下落，更要确认其具体藏地，提前布防。现在，我们必须从文物市场和历史档案入手，挖出银印的流传轨迹，精准锁定目标。”
苏芮将整理好的文物市场排查清单推到桌前：“全国范围内与宋代文物交易相关的核心市场、拍卖行共 12 家，我们已联系当地警方协助排查，同时选派 6 名骨干侦查员分赴各地，结合古籍记载和监听线索，重点核实提刑司银印的相关信息。” 宋清砚补充道：“提刑司银印作为宋代司法核心信物，有明确的形制、材质特征，必须联合文物专家，确保识别精准无误。” 一场跨越多地的文物排查行动，就此全面铺开。
专案组兵分六路，奔赴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等宋代文物交易活跃的城市，走访当地核心文物市场、拍卖行，同时邀请国家文物局两名专攻宋代文物鉴定的专家随行，全程提供专业支持。
负责牵头排查的侦查员老林，带领小组首先抵达西安古玩城 —— 这里是西北片区宋代文物交易的核心区域，曾多次出现过宋代司法类文物。老林一行伪装成资深文物收藏家，与市场内的商户、掮客攀谈，重点打探 “提刑司银印” 的消息。起初，商户们多是含糊其辞，要么说 “从未听过”，要么说 “此类高等级文物不可能在民间流通”。
直到第三天，老林在一家隐蔽的古董店内，遇到了从事宋代文物交易三十年的老掌柜。老林凭借提前背熟的宋代文物知识，与老掌柜深入交流，逐渐获得信任。当谈及宋代司法类文物时，老掌柜压低声音：“提刑司银印可是‘硬通货’级别的国宝，三十年前我在一个地下交易会上见过一次照片，后来就再也没了音讯。那印章纯银铸就，重约一斤二两，印面刻‘大宋提刑司印’六个篆字，边缘有两道细微的铸造痕迹，是南宋中期的制式。”
老林顺势拿出提前准备的空白图纸，让老掌柜大致绘制银印形制，同时故作随意地询问：“最近有没有人打探这枚银印的消息？” 老掌柜思索片刻：“三个月前，有个戴口罩的男子来问过，语气急切，还拿出一张残缺的古籍照片，问我能不能找到印章下落，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没敢多透露。” 这一信息与前期监听中景和会寻找银印的线索完全吻合，让排查小组精神一振。
与此同时，其他几路排查小组也有收获。赴南京的小组在当地拍卖行查到一条关键记录：2010 年，该拍卖行曾计划拍卖一枚 “宋代提刑司下属机构铜印”，后因文物局介入，确认其为国家一级文物，终止了拍卖。拍卖行负责人回忆：“当时有个神秘买家专门飞来南京，想私下收购这枚铜印，出价极高，后来得知拍卖终止，还滞留了一周才离开。” 通过画像比对，该神秘买家正是景和会核心成员林文博。
赴北京的小组则联合当地文物专家，整理出提刑司银印的核心特征报告，明确标注：“材质为高纯度纯银，通高约 10 厘米，印面为正方形，边长约 5 厘米，印文为阳文篆体‘大宋提刑司印’，印背有长方形钮，钮上刻有‘淳熙三年造’（南宋年号，对应公元 1176 年）字样，边缘因长期使用，有轻微磨损痕迹。” 这份特征报告为后续识别银印提供了精准依据。
所有排查信息汇总后，苏芮在临时指挥点召开线上会议，总结道：“结合各地排查情况和专家鉴定意见，已明确提刑司银印的核心特征，且确认景和会近三个月来，已在全国多个文物市场打探其下落，进一步印证了他们对银印志在必得的态度。”
在跨区域文物市场排查的同时，苏芮带领技术小组，埋首于省、市文物档案馆、博物馆历史档案中，追溯提刑司银印的流传轨迹。海量的档案资料堆积如山，从清末民初的文物征集记录，到建国后的馆藏清单，再到历次展览、修复的详细报告，每一份都需要仔细翻阅、核对。
起初，排查工作毫无头绪。提刑司银印作为高等级文物，流传记录本就稀少，再加上历史变迁、战乱影响，不少档案残缺不全。直到第五天，技术小组在省档案馆一份 1956 年的文物征集档案中，发现了关键线索 —— 档案记载：“1956 年 3 月，从明城市市民张某手中征集宋代银印一枚，经鉴定为南宋提刑司银印，一级文物，暂存省博物馆。” 档案后附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虽清晰度有限，但印面的篆字、印背的纪年刻字，与前期总结的银印特征基本吻合。
顺着这条线索，苏芮立即带领小组前往省博物馆，调取其馆藏历史档案。在 1956 年至 2018 年的馆藏清单中，均有 “提刑司银印” 的记录，期间还曾于 1982 年、2005 年两次出展，每次展览后都有详细的修复、保养记录。但 2018 年的档案中，出现了一条关键变更记录：“因省博物馆展厅改造，将提刑司银印移交至明城市博物馆暂存，移交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5 日，接收人：明城市博物馆文物保管部李某。”
“找到移交记录了！” 苏芮难掩兴奋，立即联系明城市博物馆，调取 2018 年 10 月后的馆藏档案。明城市博物馆的档案显示，银印移交后，一直存放在博物馆地下文物库房，未再出展，仅在 2020 年进行过一次常规保养，目前状态完好。档案后附的最新照片，清晰展示了银印的全貌：纯银质地泛着温润的光泽，印面 “大宋提刑司印” 六个篆字工整清晰，印背 “淳熙三年造” 的刻字依旧可辨，边缘的磨损痕迹与专家描述完全一致。
为进一步确认信息，苏芮带领小组前往明城市博物馆，与文物保管部负责人对接。负责人李某回忆：“2018 年 10 月确实接收了省博物馆移交的提刑司银印，这枚银印是馆藏宋代文物的核心之一，一直存放在地下库房的特级保险柜中，安保级别极高，除了定期保养，平时很少有人能接触到。” 他还出示了银印的最新保养记录，确认其目前仍在博物馆库房内。
至此，提刑司银印的流传轨迹完全清晰：清末民初流失民间，1956 年被文物部门征集，存于省博物馆；2018 年因省博物馆展厅改造，移交至明城市博物馆，至今仍藏于该馆地下库房。这一发现，让专案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也终于锁定了景和会的核心目标藏地。
结合跨区域文物市场排查结果、历史档案追溯信息，以及前期监听记录、嫌疑人行踪，专案组召开专题会议，最终确认景和会的核心目标，正是明城市博物馆馆藏的大宋提刑司银印。
沈驰在会议上梳理出完整的证据链：“第一，监听记录中景和会频繁提及‘银印’‘提刑司’‘大宋传世重器’，与提刑司银印的身份完全吻合；第二，文物市场排查发现，景和会核心成员林文博等人，多次打探提刑司银印下落，甚至试图收购提刑司下属机构铜印，佐证其目标明确；第三，历史档案清晰显示，提刑司银印目前藏于明城市博物馆，而景和会核心成员赵奎、林文博近期多次在明城市博物馆周边活动，显然是在踩点；第四，文物专家已确认，明城市博物馆馆藏银印的形制、材质、刻字等特征，与古籍记载、市场排查获取的信息完全一致。”
宋清砚补充道：“从景和会的行动逻辑来看，他们必然会将目标锁定在官方馆藏机构。私人收藏家若收藏此类高等级文物，必然极为隐秘，景和会短期内难以摸清下落；而博物馆虽安保严密，但位置公开，只要制定周密方案，仍有可乘之机。结合他们‘半个月后行动’的时间节点，大概率是已经摸清银印藏于明城市博物馆，正在制定具体的抢夺方案。”
苏芮展示了技术部门监控到的最新信息：“近一周内，赵奎、林文博、李默三人曾三次驾车前往明城市博物馆，每次都停留约半小时，期间林文博伪装成游客进入博物馆，重点观察了地下库房区域的安保布局；李默则在博物馆周边徘徊，记录监控位置和巡逻路线。这些行为进一步印证，他们的目标就是博物馆馆藏的提刑司银印。”
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结论，沈驰站起身，语气郑重：“现在，目标已完全明确 —— 景和会计划在半个月内，抢夺明城市博物馆馆藏的大宋提刑司银印。接下来，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守住这枚银印，同时布下天罗地网，等待景和会自投罗网。”
目标确认后，沈驰立即联系明城市博物馆馆长，通报景和会的犯罪计划和银印面临的安全风险，协商加强安保措施。博物馆馆长得知情况后，极为重视，当即表示全力配合专案组工作：“提刑司银印是馆藏核心文物，绝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们愿意配合警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文物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