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工厂，人心浮动。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寻找新的出路。冶炼班的雍中华就是其中之一。
临走前，他在厂区外那个油腻的小饭馆摆了桌酒，请了几个平日要好的班组同事。
“兄弟们，我敬大家一杯！”雍中华端起粗糙的玻璃杯，里面是廉价的白酒，神情却有种豁出去的决绝，“这铁饭碗，我端了快五年，端腻了！外面天地那么大，我想去闯闯！”
工友们纷纷举杯，有人羡慕，有人担忧。
“中华，想好了？出去了可就没这旱涝保收的待遇了。”
“想好了！”雍中华一仰脖，辣酒入喉，“是好是孬，我认了！总比在这儿一眼望到头强！”
那顿饭后，雍中华便像一滴水汇入了南下的洪流，消失在厂区的视野里。他的离开，像一颗石子，在更多不甘沉寂的年轻心里漾开涟漪。
雍中华的父亲雍福林，还住在5栋自己搭的平房里。他和妻子刘桂珍的争吵，几乎是那栋楼的固定背景音，为柴米油盐，为鸡毛蒜皮。雍中华要走前一个月，实在受不了父母整天争吵，也受不了冶炼工的艰辛，对父母说：
“爸，妈，这活不是人干的！我要搬出去！”雍中华把满是汗渍的工作服摔在地上。
“搬出去？你翅膀硬了？”雍福林瞪着眼。
“我就硬了！”雍中华梗着脖子，他悄悄交往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朋友，此刻成了他的勇气来源，“我有地方去！”
儿子这一走，就再没怎么回头。先是搬出去住，一个月后干脆跟着女友一起南下打工，彻底离开了这个让他窒息的家和工厂。
大女儿雍湘莲倒是争气，高中毕业就考进工厂当了造型工，后来嫁给了学校一位老师，搬去了教师宿舍，过起了相对体面的生活。家里顿时空了大半，只剩下雍福林、刘桂珍和小女儿。
刘桂珍的眼泪和唠叨更多了，雍福林却觉得头顶的大山移开了，愈发肆无忌惮。他下了班再也不着急回家，总和车间里几个同样爱玩的工友在外胡吃海喝，吆五喝六。
“老雍，又去喝？嫂子该骂了！”
“她骂她的，我喝我的！管天管地，还能管老子喝酒？”雍福林满脸通红，摆摆手，摇摇晃晃的融入夜色中。
一次，他们去一个家住郊区三岔路口农村的工友家吃饭。就是在那个农家院里，雍福林遇到了工友的远房亲戚，一个死了丈夫、独自拉扯孩子的年轻寡妇，叫春梅。春梅眉眼带着乡野的泼辣与伶俐，忙前忙后地张罗饭菜，偶尔瞥过来的眼神，让喝得半醉的雍福林觉得，比家里黄脸婆的哭丧脸顺眼多了。
一来二去，两人竟看对了眼。雍福林仿佛找到了“第二春”，魂都被勾走了。他开始以各种借口不回家，跑到那个农家小院去，给春梅家搬包谷、挖地、干农活，力气使得比在车间还足。工友们私下议论：
“看见没？老雍这是找到‘根据地’了，家都不要了！”
“那春梅可不是省油的灯，图他啥？图他年纪大？图他车间那点工资？”
流言蜚语终于传到刘桂珍耳朵里。这个哭了一辈子的女人，这次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心彻底死了。远在西安打工的儿子雍中华得知后，又气又恨，直接汇了钱回来：“妈，带上小妹，来西安！离开那个破地方和那个老混蛋！”
刘桂珍擦干眼泪，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小女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承载了她半生痛苦的家。
雍福林这下彻底“自由”了，更加光明正大地和春梅住到了一起。他把工资大半都贴补了过去，做着“老来伴”的美梦。
然而，梦碎得很快。一次酗酒后，雍福林突然中风，瘫了半边身子，口眼歪斜，生活无法自理。起初，春梅还勉强照顾了几天，但眼看这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她果断做出了选择。
一个寒冷的早晨，她用板车把瘫软的雍福林拉回了工厂家属区他家那套已积满灰尘的平房里，往冰冷的床板上一放，丢下几句硬邦邦的话：“你自己的房子，你自己单位的人，该他们管你了。” 然后，这个曾让他倾尽所有的女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邻居是好几天后闻到异味才发现的。那时的雍福林，躺在自己的排泄物里，奄奄一息，屋里冷得像冰窖。车间工会不得不出面，几经周折联系上了他在西安的妻儿。
电话那头，儿子雍中华的声音冰冷：“工会领导，他不是有相好的吗？找她去啊！我妈被他害了一辈子，现在还想让我们管？没这个道理！”
最终还是那个心软了一辈子、也恨了一辈子的刘桂珍，拖着病体，从西安回来了。看着床上这个曾经嚣张、如今却如同一滩烂泥的男人，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收拾屋子，开始照顾他。
此后的两年，是雍福林生命中最漫长也最凄凉的两年。妻子像完成义务一样维持着他的生命，眼中没有温度。儿子女儿一次也没回来看过他，连电话都没有。他瘫痪在床，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不知在那些清醒的时刻，他是否会想起曾经的妻儿，想起那个农家小院的“温暖”，想起自己一步步走过的路。
两年后，雍福林在孤寂与病痛中去世。他的葬礼极其冷清，除了工会象征性的操办和几个老工友的到场，儿女都未现身。5栋那个曾经喧嚣吵闹的家，终于彻底沉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