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的枪声，通过一根根颤抖的电话线，传到了北平，传到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耳朵里。
这位在长城抗战中声名鹊起的将领，此刻却感觉自己像是被架在火上烤。他的公馆里，电话铃声、副官的报告声、以及窗外隐约传来的、越来越密集的枪声，混成一片，搅得他头疼欲裂。
他的屁股，坐在一个火山口上。
他攥着电话听筒，听筒烫得像块烙铁。电话那头，是守城团长吉星文带着血性的嘶吼：“军座！鬼子火力太猛！弟兄们伤亡很大！请示下一步行动！”
宋哲元看着墙上的地图，内心陷入了剧烈的挣扎。
作为一个在乱世中崛起的军阀，他最看重的，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底”——二十九军，和华北这块“地盘”。他所有的决策，都必须围绕着如何保全这两样东西来展开。
打？
这个念头，首先浮现在他脑海。手下的将士们——赵登禹、冯治安、张自忠——个个都是主战派，军中抗日情绪高涨。全国的民意，也都在看着他。如果他一枪不放，他在长城上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政治声望，将瞬间崩塌。
可是，打的代价是什么？
南京方面的电报，几乎是和第一声枪响同时到达的。措辞，一如既往地冰冷而暧-昧：“卢沟桥事变，为日方惯用伎俩，务必就地解决，不得扩大事态，以待中央外交斡旋。”
“不得扩大事态”——这六个字，像六座冰山，压在了宋哲元的心头。
他知道，蒋介石不信任他。一旦他在华北打成了全面战争，南京方面很可能不会全力支援，反而会让他宋哲元，和他的二十九军，去当那个消耗日军的“炮灰”。到时候，地盘丢了，军队打光了，他宋哲元就什么都不是了。
更深层的恐惧，来自于实力。
他比谁都清楚，二十九军的大刀，在华北的平原上，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无异于以卵击石。一旦开战，他这点家底，可能几天之内，就会被打光。
进一步，是军事上的覆灭；退一步，是政治上的破产。
这位华北的实际掌权者，陷入了深深的彷-徨。
他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一边打，一边谈。他希望能像以前无数次摩擦一样，通过有限的军事冲突，换取一个代价不大的“和平解决方案”，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卢沟桥地区，出现了一幕极其诡异的景象。
战场上，二十九军的士兵们，在吉星文、赵登禹等将领的指挥下，打得异常勇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日军的进攻，甚至发动反击，一度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铁路桥和龙王庙。一线将士的血是热的，他们只想用子弹和大刀，来扞卫国土。
而谈判桌上，宋哲元的代表们，却在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屈辱谈判”。他们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讨价还价。日方态度蛮横，提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道歉、赔偿、惩办“肇事者”、守军后撤……
宋哲元，就在这两者之间，痛苦地摇摆。
他一会儿给前线打电话，命令赵登禹：“给我狠狠地打！打出我们二十九军的威风来！”
挂了电话，他又对谈判代表说：“可以答应他们的一部分条件，只要能让他们停火，什么都可以谈。”
他就像一个绝望的赌徒，一会儿把筹码推上赌桌，一会儿又想把筹码收回来。他想吓退对手，又怕输光老本。
这种彷徨和摇摆，是致命的。
它让日本人看清了他的底牌：他，没有与日军进行全面战争的决心和勇气。
于是，日本人也陪着他演戏。他们在谈判桌上假意和谈，摆出一副“友好协商”的姿态，暗地里却在疯狂地从国内和东北调兵遣将。一列列军车呼啸着开进丰台，一门门重炮被悄悄地架设起来。
当宋哲元还在为一个所谓的“停火协议”——一个要求他自己撤走卢沟桥守军的屈辱协议——而奔波时，数万名精锐的日军，已经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战略包围。
图穷，匕见了。
七月中旬，当宋哲元终于从“和平解决”的幻想中惊醒时，他发现，自己和他的二十九军，已经被逼到了墙角，再也没有任何腾挪的空间了。
这位华北棋手，在这盘复杂的棋局中，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的犹豫，而满盘皆输。
他想避免的全面战争，恰恰因为他的犹豫，而变得再也无法避免。
那决定最终方向的决断之声，即将从遥远的庐山，传来。而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