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6年四月，宰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被罢免，吕公着接替。吕公着空出的门下侍郎位置，由韩维接替。顺便说一句，韩缜和韩维是哥俩，但不是同一战线。
同时，司马光推荐文彦博出山为宰相，太皇太后也有这个意向，但有言官认为文彦博年纪太大，于是朝廷特设了一个“平章军国重事”的官职，授予文彦博，班序在宰相之上。
文彦博成了不是宰相的宰相，他每六天入朝一次，一月两次陪皇帝听经筵。此时文彦博已经八十一岁了。
四月初六日，荆国公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岁，司马光闻讯，立即写信给吕公着道：“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可惜性格不晓事，喜欢掩饰错误，以致忠臣疏远、奸佞聚集。现在朝廷正在矫正他的过失，革除他的弊病，他却不幸逝世了。当此之时，反复小人肯定会百般诋毁他。我的意思是，朝廷应该优加褒奖，致以厚礼，从而抑制浮薄的风气。我身体不行，晦叔要多尽力！”
根据司马光的提议，王安石被追赠太傅。
王安石死后才五个月，九月初一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司马光当政仅一年多，但卧病时间居半，可是事必亲躬，不分昼夜，宾客见他体弱，劝道：“诸葛亮二十罚以上都亲自为之，因而致病，公不可不警戒啊！”
司马光道：“生死，命运安排！”反而更加尽力，病危时，口中还喃喃自语，都是朝廷事务，病故后，留遗书八张，都是当世的要务。太皇太后闻讯，痛哭不已，赵煦也流涕哭泣。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赵煦赐碑名为“忠清粹德”。
朝廷下诏，让户部侍郎赵瞻、内侍押班冯宗道护送司马光灵柩回陕西夏县，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
苏轼对司马光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司马光之所以感人心、动天地，两个字概括：'诚'；'一'。”
司马光一生诚信，深受父亲司马池的影响。司马光几岁的时候，有次，他要给胡桃去皮，他不会做，姐姐想帮他，也她去不掉，后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完成。他姐姐回来，十分惊异便问道：“谁帮你做的？”他欺骗姐姐是自己做的。
司马池知道这件事后，训斥他道：“小孩子怎敢说谎？”从此之后，司马光不敢说谎，年长之后，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策励自己，一直到死，没有说过谎话。
大宋两位巨星的去世，让朝廷暂趋平静，可他们变法和废法的行为，一直影响大宋后世。
我们大致比较一下司马光和王安石，其实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值得后人研究。
两人都是学问高深、道德高尚、生活简朴，不好女色。而且都做事认真，性格固执，两人都官至宰相。司马光仅比王安石大两岁，而且同一年逝世。
两人甚至在子女方面都非常接近。司马光本有两个儿子，司马童、司马唐，不幸的是，都夭折了，后来也没有再生育儿子，将哥哥司马旦儿子司马康过继门下，作为嗣子。
司马康敏学过人，博览群书，公元1070年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可以说秉承父业，公元1090年，司马康逝世，年仅四十一岁。
王安石的唯一儿子王雱，同样非常优秀，年少聪敏，擅长作书论事。公元1067年，考中进士，时年二十四岁，王安石变法，王雱是重要助手，也是秉秉承父业。虽然身体不好，但着书立说成就斐然，公元1076年，王雱逝世，年仅三十三岁。
更为奇特的是，晚年，因为司马光和王安石没有亲生儿子，他们的夫人都自做主张为他们纳妾，而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在封建社会，这是极难做到的。这也是后人敬仰他们的原因之一。
《邵氏闻见录》称“王安石、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
王安石和司马光唯一的分歧，就是政治主张，他们都有着磊落的襟怀，所以这种分歧，都以维护宋王朝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私利。让后人对他们都无可指责，而这恰恰是致命的！
两大重量级人物的分歧，使大宋后来的全部精英，生生地分为两派，新法派和保守派，从神宗朝开始，两派斗争始终你死我活，将北宋内耗干净，终致灭亡。
王安石变法，不可否认，因为有地方官吏为了邀功迎合朝廷，在局部地区把“良法”变成“恶法”。但是司马光不管对错，全部否认新法，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实际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保守派执政的几年当中消耗殆尽。
不仅如此，司马光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听任何人规劝，一意孤行，全部废除了新法，不仅让百姓无所适从，也让自己无形之中成了元佑党的首领，加深了新党和保守党之间的裂痕，分化了大宋的政治势力，以后新党和保守党的政党之争的激烈化起了推动作用，这是他自己所想不到的，也是历史的悲哀。
假如司马光能和王安石联手，将会有怎样一番景象，我们无法推测，因为历史没有假设。
佐料：文彦博是大宋重臣中名列前茅的寿星，一共活了九十二岁。
哲宗初年，辽朝派使者至宋，苏轼负责接待，一起拜谒哲宗。
在殿门外，使者望见文彦博，退立改容道：“这是潞国公吧？”并问文彦博年寿。苏轼自豪的做了答复。
使者敬佩道：“年寿如此高，但身体怎么这么健壮啊！”
苏轼道：“使者只看到了他的容貌，还没有听见他说话呢。他声音洪亮，分析条理，极其精练，即使少年也赶不上；而且学问贯古通今，即使名家也有不如。”
使者感叹道：“文彦博真是天下异人。”
文彦博第一次退休，也居住在洛阳，和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位大宋耆宿来往密切，他们仰慕唐朝白居易九老会的旧事，在资圣院建了“耆英堂”，按年龄大小不按官职排序，称为“洛阳耆英会”，让闽人郑奂在其中画像。
当时富弼七十九岁，文彦博与司封郎席汝言都已经七十七岁，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岁，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己都已七十五岁，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已七十二岁，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已七十岁。
当时宣徽使王拱宸任北京（河北大名府）留守，写信给文彦博，也想参加，王拱宸时年七十一岁。而只有司马光还没到七十岁，文彦博素来看重司马光，也请他入会。司马光因为自己是晚进后辈而不敢在富、文二人之后。文彦博不听，让郑奂自幕后传司马光画像，又到北京取王拱宸的画像，于是参会的共计十三人，他们置酒赋诗相互取乐。当时洛阳有许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的风景，文彦博等人头发和眉毛雪白，仪表神态端庄美好。每次聚集宴会时，洛阳的百姓都随从观看，成了洛阳一大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