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成，道南省道南县大龙乡人，从记事起，我就对体制内充满了向往，家里伯父在道南县交警大队上班，堂哥在道南县经侦上班，家里人不论长辈还是晚辈都对他们俩都很客气，我从小就能看出来这种尊重里还包含着一丝敬畏。
每到假期，伯父便会开着警车（那时候没有相关规定）回到老家接我去他家“改善生活”，伯父的“车里”的驾驶位总披着一件警服，车子后挡风玻璃下总安静地摆着一顶警帽，非常威严，在路上跑着总有人侧目，对物质生活极度自卑的我很享受这种与众不同的关注。
所以从小，我便对警车、警服、公务员充满期待，我觉得只要穿上这身衣服，戴上这顶帽子，就能让别人尊重我。
又因此，在别的孩子还只会玩老鹰抓小鸡的时候，我便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定的规划：好好读书，考上公务员，做一个让别人尊重的人。
抱着这丝理想，我从小就努力读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是这座山村小学的第一名；这种好的学习劲头一直保持到初三。
而在这年，我也多了一个烦恼：如果没有考上县中，那么意味着将要跟随南下的大军，前往广东打工，在这座落后的小山村，落榜的中考生一是广东白云地区的制衣厂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我深知自己这些年只会读书，父母甚至连放牛的活计都不让自己干，如果考不上县中，那么自己的命运也将和周围的这些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小姑娘一样：正月初几一起上广州，然后赶在年前提着行李袋回来团圆。
在这所教师队伍“年老色衰”、教学设备“残缺不全”的乡村中学，并没有靠得住的数据给升学率提供可靠的说明和保障，所以每年能考几个？考得怎么样？全靠天意。
学校的排名并没有一丁点参考价值。这就给我更加大的压力了，虽然一直是全校第一，但你不知道自己在全县的真实水平，所谓的联考，也就是附近几个乡镇的中学自娱自乐罢了，这就让我心里没底，所以只能将这种对未知的恐慌转变为“变本加厉”的学习之中来。
就这样，稀里糊涂考完中考，在被老母亲一顿唠叨后的那个晚上，我背上了行囊，问隔壁邻居、也是我的亲伯母借了50块钱，融进乡村的黑夜，开启了去二伯家中的道路。
时间是命运的催生剂，中考放榜那天，我还在二伯家里睡大觉，但此时生物钟奇怪地在七点多就醒了，睁眼一想，今天放榜，一下子就变得格外激动，颤抖地打开二伯书房的电脑：显示网络拥堵。
可有同学已经给我发了他的分数，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不管是干嘛，总有几个人能够“未卜先知”地走在时代前列。
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此刻对分数的渴求让我想到还有电话查分，便颤颤巍巍给母亲打了电话，听着母亲那头电话里传来的分数播报声音，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除了语文和英语外，其余的科目都几乎接近满分。
我不知道自己能排多少名，但我知道自己考县中，这分数绝对稳了。
不一会，老师报喜的电话也打给了母亲，原来我不仅考进了县中重点班，还夺得了全县第二的好成绩，这在学校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老师们都很激动。
之后的生活似乎顺理成章了，被全国名牌高中买下的我又如愿考入一所比较好的大学，算是离自己的梦想又更近了一步。
在本科期间，我就经常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练手，几乎每次都能进面试，而且一次比一次报的单位层级高，但每次都在面试前的资格审查放弃（毕竟需要毕业证），这给自己提供了更多的经验，我知道自己离公务员只差一张毕业证书。因为我有绝对的信心能考上。
研究生毕业后，我不出意外地以其他的方式进入了体制。开始了我的那段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