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所有人回到家里，天都黑了，老太太们负责做饭，菜就是卤猪下水，黄瓜拌扒糕，黄瓜是唐家村的几个老太太给送来的，因为今日这几家都有九族的人去帮忙挖红薯。
其实照老太太他们的意思，多收点红薯也行，买不起干粮吃就吃红薯呗，红薯晒干磨成粉一样的能熬粥做干粮。
虽然随着秋收后，粮店的粮食价格可能会有所缓和，但绝对也不便宜。
因为古代的粮商，一般的都会合起伙来囤积居奇，谋取暴利。
对于一个农耕社会来说，朝廷维系社会平等最重要的措施，是对粮食供应的调节和平衡。
民以食为天，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最重要的商品就是粮食。
而粮食分配不公极容易引起社会动荡。
与其他手工业产品不同，粮食并不是每天能够产出，而是季节性的产品。
在一年四季中，有耕种的季节，也有收获的季节。
由于粮食这个特殊商品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供应量，那么粮食价格随着季节上下起伏是一个自然现象。
由于商人在市场中是为了利益最大化，所以会采取各种手法来获取最大的利益。
在古代社会，商人对粮食进行囤积居奇，获取暴利是一个普遍现象。
当青黄不接的季节或荒年时期，商人会因为粮食供不应求而把粮食卖得很贵。
当粮食收获季节来临，由于粮食供应充分，粮价会下跌。粮商就会竭力压低收购粮食的价格。
又因为不管古今中外，不论是哪种社会，只要有商品经济，就会产生贫富悬殊。
大多数的土地粮食都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手里，毋庸置疑，平民的生活苦，种植的粮食不但要一家人吃，还要交税，剩下的本就不多，卖出去的钱还要维持日常开销。
唐家村还好些，也可能是守着都城的关系，或者有门路的关系，他们多多少少条件还不错，要么是家里地不少，要么是在家里养猪，养鸡鸭，还有做豆腐，酱油这些的。
可大多数的村子，不管是给孩子娶媳妇，还是家里需要添置啥东西，都是等着秋收后卖出去粮食的钱置办。
所以他们不能像有钱的商贾和大户一般，有能力将粮食放置在粮仓，就是不售卖，
等啥时候，粮食吃的差不多，新粮食还下不来的时候，或者万一遇到啥地方闹灾，粮价飞涨的时候再卖。
就类似沈知秋他们那边闹灾，进城后粮食翻倍的涨，如果不是快到粮食收获的季节，估计可能涨的更高。
不过沈知秋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唐广峥，唐广峥告诉说：“不是粮商不想多涨，是朝廷压制了，而且朝廷对你们这些难民还是有一定的补助的。”
当时沈知秋就是一愣：“他可真是没听说这茬儿。”
结果人家里正又说了：“但咱们顺天府来的你们这样的，没有那补助。”
当时听到这话的沈太爷就惊呼：“这不是厚此薄彼吗？”
结果人家唐文峥说啦：“不是厚此薄彼，是这补助也不算补助，是要去修桥修路，到时候朝廷给去的人发口粮。
咱们顺天府不是人家朝廷不管，是没有人去，这事儿为啥一开始我没告诉，那不也是因为清楚你们不会去吗？”
当时正好是盖房子，晌午吃完饭稍微歇歇，听到这话的九族人还真不少。
就有不少人在心里嘀咕了：“俺们还真不是那种不需要救助的，只不过俺们命好，村里出了沈知秋这么个有本事的后辈，不然就俺们，那干苦力挣口粮的活，估计会抢破头。”
所以因为朝廷一系列的措施，这次灾民进城没有造成太大的粮食价格浮动。
别看沈知秋不只一次嫌弃粮食贵，但他自己也知道，这粮食就是翻三倍的事儿，历史上也不是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大多数朝廷都是“重农抑商”，“崇本抑末”。
这也是一个长期遭到误解的古代国家政策。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始于战国时期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奖耕战”、“抑商贾”就是当时提出的“重农抑商”政策。
此后，凡实行变法的各国大都采取了类似的政策。
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为汉代所承继，一直到清代都是我国朝廷的基本国策。
“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后世的评价更多是从鼓励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
这种解释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性。
如果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似乎是鼓励商业才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角度看，“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当然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后，许多学者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批评“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认为正是“重农抑商”的政策阻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
其实，仅仅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理解中国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政策是片面的。
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提出“奖耕战”、“抑商贾”政策时，确实是为了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加国家的税收以利战争。
但是到了汉代，“重农抑商”、“崇本抑末”事实上成为汉代政府用来抑制富豪，缓和社会矛盾的一个政策。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商人不准穿着丝葛绫锦衣物，不得操持兵器与骑马乘车，更不许入仕做官，从政治上将其打入贱民行列。
朝廷在经济上重征商人，“租税以困辱之”，如人口税，商人加倍，征收二算。
但朝廷为什么要抑制商贾？
有人从政治角度解释，说是防止商人坐大之后在政治上威胁到朝廷政权。
有人从经济角度解释，说是商人在流通领域活动，并不像农业那样能够提供物质产品，对经济发展有害无益。
这些解释或有一定道理，但都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汉代以后国家实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主要是为了缓解社会贫富悬殊，防止社会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