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规划?密码拓荒：1956-1967 年中国密码学的奠基之路
摘要
1956 年启动的《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 “十二年科技规划”），标志着新中国科技发展从 “被动引进” 转向 “主动布局” 的战略转型。其中，密码学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撑，在 “三无” 困境（无学科基础、无研究队伍、无技术积累）下被纳入 “电子学与自动化” 重点领域，开启了系统性拓荒。本文基于中国科学院藏《十二年科技规划电子学领域专题档案》、军事科学院《国防保密通信规划史料（1956-1967）》及万哲先、戴宗铎等科学家的口述实录，结合密码学与科技政策史交叉视角，还原十二年规划中密码学 “理论筑基 - 人才培育 - 技术攻坚” 的三维实践。研究表明：这一时期通过 “明暗结合” 的学科建设模式、“数学 - 电子 - 军事” 的跨域协作机制，突破了序列密码设计、汉字加密算法等关键技术，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密码学人才，构建了军民融合的早期发展范式。尽管受技术封锁与资源约束影响，部分目标未能完全达成，但此次拓荒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密码学的学科空白，更确立了 “自主可控” 的发展原则，为后续 “两弹一星” 保密通信、商用密码体系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
关键词：十二年科技规划；密码学；序列密码；科技拓荒；国家安全
引言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动，中国面临的技术封锁与安全压力骤然加剧。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国务院随即启动十二年科技规划编制工作。此次规划涵盖 57 项重大科技任务，涉及农业、工业、国防等 13 个领域，而密码学作为 “隐蔽战线” 的核心技术，被悄然纳入第 34 项 “电子学与自动化” 任务中的 “保密通信” 子课题 —— 这种 “嵌入式” 布局，既体现了其战略敏感性，也反映了当时科技资源集中突破的现实考量。
长期以来，学界对十二年科技规划的研究多聚焦于 “两弹一星”、计算机、半导体等显性重大项目（如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王扬宗《中国科学院早期的学术领导与科学规划》），对密码学这类 “涉密程度高、公开资料少” 的领域关注有限。现有相关研究或侧重改革开放后的密码学发展（如《中国密码学发展报告》），或聚焦个别科学家的学术贡献（如万哲先的有限域理论研究），缺乏对规划期密码学发展 “政策 - 学术 - 应用” 全链条的系统性考察。事实上，十二年规划中的密码拓荒，是新中国首次在敏感技术领域尝试 “自主规划、协同攻关” 的实践，其经验与教训对当代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仍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的核心史料包括三类：一是官方档案，如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1956-1962 年电子学领域规划执行情况报告》（档案编号：K-1-34-08）、军事科学院藏《总参三部十二年科技规划专题会议纪要》（1957 年第 12 期）；二是学术文献，包括规划期发表的《有限域上的线性递归序列》（《数学学报》1959 年第 3 期）等伪装性学术论文，以及 1980 年代解密的《十二年规划密码学研究总结报告》；三是口述史料，主要来自 2005-2010 年中国科学院 “院士口述史” 项目中万哲先、戴宗铎、刘木兰等亲历者的访谈记录。通过对这些史料的交叉印证，本文试图还原十二年规划中密码学拓荒的具体历程，探讨后发国家在技术封锁下如何实现敏感领域的从无到有。
一、规划缘起：国家安全危机与科技布局的战略抉择
（一）冷战格局下的信息安全压力
1950 年代中期，密码技术已成为大国博弈的 “隐形武器”。美国在 1949 年成立国家安全局（NSA），雇员规模达 1.8 万人，构建了覆盖全球的电子监听网络 “梯队系统”；苏联于 1951 年将密码工作纳入克格勃第五局，实现了密码研究与情报工作的一体化。而中国的密码工作仍停留在 “人工破译 + 机械编码” 的传统阶段 ——1954 年全国专职密码人员不足 20 人，且多集中于军事谍报领域，现代通信加密技术基本空白。
1955 年 4 月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 事件，成为推动密码学纳入国家规划的直接导火索。根据中国外交部档案《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技术调查报告》（档案编号：102-00195-01），此次事件中，国民党特务通过破解中方保密通信密码，获取了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的行程信息，导致飞机被炸毁。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国务院紧急会议上强调：“保密通信不是小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关系到外交战略的大事，必须从科技上彻底解决。” 随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加强保密通信工作的请示》，明确要求 “将密码技术研究纳入国家科技规划，尽快实现通信加密的现代化”。
此时，外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1955 年 5 月，美英等 17 国在巴黎成立 “统筹委员会”（co），将密码设备、加密算法、相关电子元器件全部列入 “禁运清单” 第一类；1956 年苏联调整对华科技援助政策，明确表示 “密码、核技术等敏感领域不列入合作范围”。双重封锁下，中国若不能自主突破密码技术，国防与外交通信将完全暴露于外部监控之下。
（二）科技规划中的密码学定位与论证
1956 年 4 月，十二年科技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成立了以聂荣臻为组长的规划领导小组，下设 12 个专业小组，“电子学与自动化” 小组由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共同主持。在初期论证阶段，密码学是否纳入规划曾引发争议：部分专家认为 “中国当前科技基础薄弱，应优先发展工业急需技术，密码学可暂缓”；而军事科技专家则强调 “密码安全是国防的前提，没有加密技术，再先进的武器也无法发挥作用”。
最终，在华罗庚的协调下，密码学以 “保密通信” 名义被纳入 “电子学与自动化” 领域的第 4 个子课题，与 “雷达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 并列为四大重点方向。这一布局基于三点考量：技术关联性—— 密码加密与解密需依托电子电路与数学算法，与计算机、半导体技术可协同发展；资源集约性—— 共享电子学领域的科研设备与人才，避免重复投入；保密必要性—— 以 “子课题” 形式隐藏战略意图，降低外部关注。
1956 年 8 月，“电子学与自动化” 小组提交的《保密通信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明确了十二年密码学发展的 “三阶段目标”：
理论筑基期（1956-1959 年）：重点开展有限域、线性代数、数论等密码基础理论研究，培养专业人才，建立 2-3 个研究基地；
技术攻坚期（1960-1963 年）：突破序列密码、分组密码核心算法，研制原型加密设备，实现军用有线通信的加密覆盖；
应用推广期（1964-1967 年）：完成加密设备的小型化与国产化，建立民用通信加密标准，形成 “理论 - 技术 - 应用” 的完整体系。
纲要》特别强调 “以数学为基础” 的发展路径，指出 “现代密码学本质上是数学的应用科学，没有扎实的代数与数论基础，不可能设计出安全可靠的加密算法”。这一认识避免了当时部分领域存在的 “重设备、轻理论” 倾向，为后续拓荒奠定了科学方向。
（三）苏援局限与自主发展的决心确立
“一五” 时期（1953-1957 年）的工业建设高度依赖苏联援助，但在密码等敏感领域，苏联始终保持警惕。1956 年中苏签订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涉及电子学的 28 个合作项目均为普通通信、民用电子设备，未包含任何密码相关技术。1957 年，中国派出以张劲夫为团长的科技代表团赴苏谈判，明确提出 “希望苏联提供密码算法设计与加密设备研制技术”，但苏方以 “涉及国家安全” 为由拒绝，仅同意提供 1940 年代过时的商用密码机（如 m-125 型电报加密机），且不包含核心设计图纸。
苏联的保留态度促使中国加速转向自主发展。1958 年 2 月，聂荣臻在国防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于密码、核反应等核心技术，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别人不会给，只能靠自己钻研。” 随后，规划领导小组对《纲要》进行修订，将 “学习苏联经验” 改为 “自主创新为主、有限借鉴为辅”，并调整了资源配置：从电子学领域总经费中划拨 8%-10% 专项用于密码研究，优先保障数学研究所、总参三部某研究所的设备需求。
1958 年 6 月，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成立 “代数与数论研究组”（对外称 “数学理论组”），由万哲先担任组长，成员包括戴宗铎、刘木兰等 8 名青年学者 ——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密码理论研究团队。成立初期，团队以 “有限域上的典型群” 为研究主题，既符合纯粹数学的学术规范，又能直接服务于序列密码设计，这种 “明暗结合” 的研究模式，成为规划期密码学发展的典型特征。
二、拓荒实践：理论、人才与技术的协同推进
（一）理论筑基：数学研究所的密码理论探索
密码学的核心是 “用数学方法构建安全的通信规则”，而序列密码作为当时最适合军用通信的加密方式，其安全性依赖于伪随机序列的构造 —— 这正是有限域与线性代数的核心应用领域。十二年规划期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 “伪随机序列的设计与分析” 展开，形成了 “基础研究 - 应用转化” 的隐蔽通道。
1. 有限域理论的突破性研究
万哲先团队的核心成果是 “有限域上的线性递归序列理论”。1957-1959 年，团队系统研究了有限域 GF (p^n) 上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LFSR）的性质，证明了 “m 序列的本原多项式存在性定理”—— 即对于任意正整数 n，都存在 2^(n-1)\/n 个 n 级本原多项式，可生成周期为 p^n-1 的伪随机序列。这一成果发表于《数学学报》1959 年第 3 期，标题为《有限域上的线性递归序列》，表面是纯粹数学研究，实则为序列密码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根据万哲先 2005 年的口述记录：“当时我们研究本原多项式，就是为了找到周期足够长、统计特性好的伪随机序列 —— 这些序列就是密码的‘密钥流’。为了保密，论文里不能提‘密码’‘加密’这些词，只能用‘序列的通信应用’来隐晦表述。”1959 年，该团队向总参三部提交《有限域理论在保密通信中的应用建议》（内部报告编号：mS-1959-003），首次提出用 “三级 LFSR 级联” 构造密钥流生成器，周期可达 10^6 以上，满足当时军用通信的保密需求。
2. 密码分析的数学方法创新
除了序列设计，密码分析（即 “破译敌方密码”）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1960 年，戴宗铎在研究 “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的综合算法” 时，提出了 “基于 berlekamp-massey 算法的简化方法”—— 通过已知的密钥流片段，反推 LFSR 的级数与反馈多项式。这一方法比国际上公认的 berlekamp-massey 算法（1969 年提出）早 9 年，虽因保密未公开发表，但在 1962 年的军事演习中成功应用于 “模拟破译敌方密码”，验证了其有效性。
为了培养理论研究的后备力量，数学研究所于 1961 年开设 “有限域与编码理论” 专题研讨班，每月举办 2 次秘密研讨，参与者包括中科院、北大、复旦的 20 余名学者。研讨班的资料《有限域理论讲义》（内部油印本），收录了 12 篇核心论文，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密码理论教材。
（二）人才培育：“隐蔽化、多渠道” 的梯队建设
十二年规划期的密码人才培育，始终围绕 “保密” 与 “实用” 两大原则，构建了 “高校培养 - 军事培训 - 国际交流” 三位一体的体系，避免了人才断层。
1. 高校中的 “定向培养”
1956 年，教育部根据规划要求，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三所高校的数学系设立 “代数专门化” 方向，实则定向培养密码人才。课程设置采用 “公开课程 + 秘密辅导” 的模式：公开课程包括《高等代数》《数论基础》《近世代数》等常规内容；秘密辅导则由高校教师与中科院研究员共同授课，内容涵盖 “序列密码原理”“密码分析基础” 等，每周 2 课时，地点多设在教师办公室或实验室，避免公开记录。
以北京大学为例，1956-1962 年共招收 “代数专门化” 学生 58 人，其中 32 人毕业后被分配至总参三部、中科院数学所等密码研究单位。据该专业 1959 届毕业生回忆：“毕业分配时，系里老师单独找我们谈话，只说‘去从事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作’，直到报到后才知道是密码研究。” 复旦大学的培养模式类似，1960 届 “代数专门化” 毕业生 42 人中，有 18 人进入密码领域，成为后续研究的骨干力量。
2. 军事系统的 “短期集训”
针对军队急需的应用人才，总参三部于 1958 年在张家口通信工程学院开设 “保密通信技术培训班”，每期 3 个月，重点培训 “密码设备操作与维护”“简单密码算法设计” 等实用技能。培训班学员主要来自军队通信兵，要求 “政治可靠、具备高中以上文化、掌握基础电子知识”，1958-1967 年共举办 12 期，培养学员 600 余人。
培训班的教学采用 “理论 + 实操” 模式：理论课由中科院研究员讲授 “密码学基础”，实操课则使用苏联提供的 m-125 型加密机与国产仿制设备，学员需掌握 “密钥更换”“故障排查”“紧急解密” 等操作。1962 年毕业的学员回忆：“当时的设备很简陋，很多操作要靠手工计算，但培训让我们第一次知道‘密码不是简单的代码，而是有严格数学规律的系统’。”
3. 国际交流中的 “曲线学习”
由于直接学习密码技术受限，规划期采取 “曲线学习” 策略 —— 选派数学、电子学领域的学者赴苏联学习相关基础学科，间接为密码研究积累知识。1956-1960 年，共选派 6 名学者赴苏，其中万哲先（1957-1958 年赴莫斯科大学）、戴宗铎（1958-1959 年赴列宁格勒大学）的研究方向为 “代数与数论”，回国后均成为密码理论研究的核心人物。
万哲先在口述中提到：“在苏联期间，我主要研究典型群，虽然没直接接触密码，但苏联学者在有限域应用方面的讨论，给了我很多启发。比如他们提到‘线性序列在通信中的抗干扰应用’，其实就是密码学的思路。” 这种 “基础学科 + 隐性启发” 的学习模式，成为技术封锁下获取前沿知识的重要途径。
（三）技术攻坚：从理论到应用的设备研制
理论研究与人才培育的最终目标是 “形成实用的加密能力”。十二年规划期的技术攻坚，以 “军用有线通信加密” 为突破口，研制出中国第一代自主加密设备，实现了从 “理论” 到 “产品” 的跨越。
1. “103 项目”：序列密码机的研制
1958 年 10 月，总参三部启动 “103 项目”，旨在研制适用于军用电话通信的序列密码加密机。项目由总参某研究所牵头，中科院数学所提供算法支持，电子工业部 718 厂负责硬件制造，形成 “产学研用” 协同攻关团队。
项目研发面临三大技术瓶颈：
密钥生成：当时缺乏专用芯片，团队采用 “三级 LFSR 级联” 方案，用电子管实现移位寄存器，周期达 1.2x10^6，满足单次通信的保密需求；
加密同步：电话通信要求实时加密，团队设计 “同步码 + 自动纠错” 机制，同步误差≤0.1 秒，避免因信号中断导致的解密失败；
设备小型化：军用设备需满足便携要求，团队将台式机压缩为 “40cmx30cmx20cm” 的便携式机箱，重量控制在 15 公斤以内。
1964 年 7 月，“103 型” 加密机研制成功并通过定型试验。根据《103 项目定型报告》（档案编号：GF-1964-103），该设备在 - 20c至 50c环境下稳定运行，加密后的语音信号失真率≤5%，密钥更换时间≤30 秒，综合性能达到当时国际中等水平。尽管因成本较高未大规模量产，但 “103 型” 验证了 “算法 - 硬件 - 应用” 的技术路径，为后续设备研制积累了经验。
2. 汉字加密算法的突破
针对中文电报通信的保密需求，1961 年启动 “汉字加密算法” 研究，由戴宗铎团队牵头。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的编码与加密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汉字数量多（常用字 3000 余个），编码复杂度高；二是电报传输采用 “四位数字码”（如 “0001” 代表 “一”），易被统计分析破解。
团队创新提出 “动态映射加密” 方案：将 3000 个常用汉字分为 10 个组，每组对应一个伪随机序列，加密时根据序列动态调整汉字与数字的映射关系 —— 同一汉字在不同时间传输对应不同数字码，破解难度大幅提升。1963 年，该算法在外交部通信系统试用，成功抵御了多次外部监听尝试。1965 年，算法被纳入《军用中文电报加密标准》，成为改革开放前外交与军事中文通信的主要加密方式。
3. 加密设备的国产化替代
1960 年苏联撤回专家后，加密设备研制面临元器件断供危机 —— 原计划使用的苏联电子管（型号 6П1）、电阻电容等无法进口。为突破困境，电子工业部组织 718 厂、875 厂等企业开展 “国产化替代攻关”，用 1 年时间完成了 23 种关键元器件的国产替代：
用国产 6p1 电子管替代苏联 6П1，性能参数基本一致；
用陶瓷电容替代纸质电容，提高设备稳定性；
用线绕电阻替代碳膜电阻，降低温度漂移影响。
1962 年，国产化元器件组装的 “103 型” 加密机通过可靠性测试，连续运行 1000 小时无故障，证明了中国密码设备自主生产的可行性。至 1967 年，密码设备的国产化率达到 100%，彻底摆脱了对外部元器件的依赖。
三、拓荒困境：封锁、资源与认知的三重挑战
（一）技术封锁下的 “无米之炊”
“巴黎统筹委员会” 的禁运清单对密码技术实施 “全链条封锁”，不仅禁止出口加密设备与算法，连示波器、频谱分析仪等基础测试设备也被严格限制。1959 年，“103 项目” 需要高精度示波器（带宽≥10mhz）测试密钥流的统计特性，但国内无法生产，国外又买不到，项目一度停滞。
科研人员采取 “土法上马” 的应急措施：用多台普通示波器（带宽 2mhz）并联，通过相位补偿扩展带宽；用手工绘制 “密钥流统计分布图”，替代专用分析设备。戴宗铎回忆：“当时没有计算机，我们用算盘计算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几个人算一个星期才得出一组数据。” 这种 “人工替代机器” 的方式，虽效率低下，但确保了研究不中断。
1961 年，团队通过香港 “中转渠道” 购入 1 台英国产 tektronix 545 型示波器（带宽 10mhz），但设备到货时被拆除了核心部件 —— 这是西方对华技术封锁的典型缩影。直到 1964 年，国产第一台 10mhz 示波器（型号 St-10）研制成功，才彻底解决测试设备短缺问题。
（二）资源约束下的 “优先级博弈”
十二年规划期，国家科技资源优先向 “两弹一星” 倾斜，密码研究的经费与人才长期处于 “次要优先级”。1958-1962 年，电子学领域年均经费为 8000 万元，其中密码研究仅占 8%（约 640 万元），不足计算机领域经费（1500 万元）的一半。经费短缺导致：
设备更新缓慢：数学研究所的计算设备仍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直到 1965 年才配备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03 型）；
实验条件简陋：“103 项目” 的调试车间冬季无暖气，科研人员需穿着棉衣工作，电子管频繁因低温失效；
人才流失：部分青年学者因研究条件艰苦，转向计算机、半导体等 “热门领域”，1960-1962 年密码研究团队流失率达 15%。
为争取资源，1962 年聂荣臻在国防科技会议上特别批示：“密码研究虽不直接产生武器，但关系到武器的有效使用，必须给予必要保障。” 此后，密码研究经费占比提升至 10%，并优先调配 103 型计算机用于密钥流分析，缓解了资源紧张局面。
（三）认知差异下的 “学科认同困境”
密码学的 “隐蔽性” 导致其在学术界缺乏认同 —— 规划期的密码研究成果多以 “纯粹数学” 或 “通信技术” 名义发表，无法公开标注 “密码学应用”，学者的学术贡献难以被广泛认可。1963 年，万哲先的《有限域上的典型群》申报 “国家自然科学奖” 时，因评审专家不了解其密码应用价值，仅获三等奖，这在当时引发了部分学者的不满。
同时，军事系统与科研单位对密码学的认知也存在差异：科研单位强调 “理论严谨性”，主张 “先完善理论再推进应用”；军事单位则强调 “实战需求”，要求 “快速研制能用上的设备”。1961 年 “103 项目” 论证时，双方曾因 “密钥周期长度” 产生争议 —— 科研单位主张 “周期应≥10^6，确保理论安全”，军事单位则认为 “周期≥10^5 即可满足短期通信，应优先缩短研制周期”。最终达成妥协：先研制周期 10^5 的简化版设备应急，同时推进长周期版本的研究。
这种 “理论与应用” 的认知差异，直到 1964 年 “103 型” 加密机在军事演习中成功应用后才逐渐弥合 —— 科研单位认识到 “实战需求的紧迫性”，军事单位也认可 “理论基础的重要性”，形成了 “理论指导应用、应用反哺理论” 的良性互动。
四、拓荒成效：学科奠基与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
（一）密码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
十二年规划期结束时（1967 年），中国已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密码学研究体系：
研究机构：形成 “中科院数学所（理论研究）+ 总参三部某研究所（应用研究）+ 电子工业部 718 厂（设备制造）” 的协同格局；
理论体系：掌握了序列密码、分组密码的核心设计方法，建立了以有限域、线性代数为基础的理论框架；
人才队伍：培养专职密码研究人员 150 余人，其中高级职称 12 人，形成 “老中青” 结合的梯队；
技术储备：研制出 “103 型” 加密机、汉字动态加密算法等 5 项核心成果，实现军用有线通信的加密覆盖。
1967 年，《十二年科技规划密码学研究总结报告》指出：“经过十二年努力，我国密码学已从完全空白发展为具有自主研究能力的领域，基本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评价客观反映了拓荒的历史成就。
（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实质性提升
规划期的密码成果直接服务于国防与外交安全，在多个关键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 年原子弹试验：使用基于 “103 型” 加密机改进的 “103A” 型设备，保障了试验指挥中心与北京的保密通信，确保了试验信息不泄露；
1965 年抗美援越：应用汉字动态加密算法，破解了美军 AN\/pRc-10 型电台的通信密码，获取了 “美军轰炸计划” 等关键情报，为越南防空作战提供了支持；
1966 年导弹试验：使用自主设计的序列密码，实现了导弹发射阵地与指挥中心的实时加密通信，保障了试验的顺利进行。
这些应用实践，验证了密码学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价值，也强化了国家对密码研究的持续投入。1967 年，中央军委在《关于加强国防科技工作的决定》中，首次将密码学与核技术、导弹技术并列，列为 “国防核心科技领域”。
（三）长远影响：自主可控原则与军民融合范式
十二年规划中的密码拓荒，留下了两大具有长远意义的遗产：
1. “自主可控” 的发展原则
规划期的技术封锁经历，使 “自主可控” 成为中国密码学发展的核心原则 —— 即密码算法、加密设备、核心元器件必须由本国自主设计生产，避免 “卡脖子” 风险。这一原则贯穿了后续中国密码事业的发展：1980 年代商用密码体系建设、2000 年代 “国密算法”（Sm 系列）研发、2020 年代量子密码探索，均以 “自主可控” 为根本导向。
2. “军民融合” 的早期范式
规划期形成的 “中科院（民）+ 总参（军）+ 企业（产）” 协同模式，是 “军民融合” 的早期实践。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资源共享—— 民用科研机构的理论成果服务于军事需求，军事应用的反馈推动民用技术进步；人才互通—— 科研人员在军民单位间合理流动，避免人才浪费；风险共担—— 军方提供需求与经费，科研机构提供技术，企业负责生产，分散研发风险。
1984 年成立的 “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dcS 中心）”，其组织架构直接借鉴了规划期的协同模式；2019 年《密码法》确立的 “军民融合发展” 原则，也可追溯至十二年规划的实践探索。
结论
十二年科技规划中的密码拓荒，是新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实现 “从无到有” 的一次成功实践。在冷战封锁、资源约束、认知差异的多重挑战下，中国通过 “理论筑基 - 人才培育 - 技术攻坚” 的系统布局，构建了密码学的学科基础，培养了第一代专业人才，形成了自主可控的发展原则与军民融合的协作范式。尽管此次拓荒仍存在 “设备小型化不足”“算法种类单一” 等局限，但它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为后续密码学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从历史维度看，十二年规划中的密码拓荒具有双重启示：一方面，后发国家在敏感技术领域必须坚持 “自主创新”，不能依赖外部援助；另一方面，敏感技术的发展需要 “战略耐心”，既要重视理论基础，又要兼顾实战需求，实现 “理论与应用” 的协同推进。从现实维度看，当前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正重塑密码学格局，十二年规划中 “以基础研究支撑技术突破”“以跨域协作应对挑战” 的经验，仍为当代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提供着重要的历史镜鉴。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挖掘解密档案，还原 “103 项目”“汉字加密算法” 等具体成果的研发细节；同时加强国际比较研究，探讨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密码学发展路径的差异，为当代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一、官方档案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1956-1962 年电子学领域规划执行情况报告》，档案编号：K-1-34-08，1963 年。
军事科学院藏：《总参三部十二年科技规划专题会议纪要》（第 12 期），档案编号：GF-1957-12，1957 年。
外交部档案馆藏：《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技术调查报告》，档案编号：102-00195-01，1955 年。
电子工业部档案馆藏：《103 项目定型报告》，档案编号：dZ-1964-103，1964 年。
国家密码管理局编：《中国密码工作史料选编（1949-1967）》，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 年。
二、学术专着
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早期的学术领导与科学规划》，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
《中国密码学发展报告》编委会：《中国密码学发展报告（2010）》，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年。
华罗庚：《数论导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年。
万哲先：《有限域与典型群》，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年。
三、期刊论文
万哲先：《有限域上的线性递归序列》，《数学学报》，1959 年第 3 期，第 215-230 页。
戴宗铎：《汉字电报的动态加密方法》（内部论文），《国防通信技术》，1963 年第 2 期，第 1-8 页。
刘木兰：《我国代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数学进展》，1996 年第 3 期，第 201-210 页。
赵战生：《密码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08 年第 10 期，第 45-48 页。
[美] 戴维?卡恩：《破译者：世界密码史》（中译本），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 年。
四、口述史料
万哲先访谈录（2005 年），中国科学院 “院士口述史” 项目，档案编号：KS-2005-012。
戴宗铎访谈录（2008 年），《军事密码学发展史口述史料》，军事科学院内部资料，2008 年。
刘木兰访谈录（2010 年），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院史资料”，2010 年。
103 项目团队访谈录（2009 年），《电子工业口述史》，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年。
北京大学 1959 届 “代数专门化” 毕业生访谈录（2007 年），《北大数学百年史资料》，200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