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十月壬申日，皇帝前往长安。
中常侍单超生病了，壬寅日，任命单超为车骑将军。
十二月己巳日，皇帝从长安返回。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个羌族部落侵犯陇西金城塞，护羌校尉段颎把他们打败，一路追到罗亭，斩杀了包括酋豪在内的两千多人，俘获一万多人口。
朝廷下诏重新任命陈蕃为光禄勋，杨秉为河南尹。单超哥哥的儿子单匡担任济阴太守，他倚仗权势，贪污放纵。兖州刺史第五种派从事卫羽去调查，发现单匡贪污了五六千万钱，第五种就上奏弹劾单匡，同时也弹劾了单超。单匡陷入困境，就贿赂门客任方去刺杀卫羽。卫羽察觉到他的阴谋，抓住了任方，把他囚禁在洛阳。单匡担心杨秉彻底追查此事，就秘密指使任方等人越狱逃跑。尚书把杨秉召去责问，杨秉回答说：“任方等人如此张狂，根源在单匡，请求用囚车把单匡押来，审查这件事，那么奸恶的线索肯定马上就能查清楚。”但最终杨秉还是被判到左校署去服劳役。当时泰山贼叔孙无忌在徐州、兖州一带烧杀抢掠，州郡官府没办法征讨，单超就借此陷害第五种，第五种获罪被流放到朔方。单超的外孙董援担任朔方太守，心怀愤怒等着第五种来。第五种的旧部下孙斌知道第五种此去必死，就联合门客追赶第五种，在太原追上了，把他劫了回来，逃亡了好几年，遇上大赦才得以免罪。第五种是第五伦的曾孙。
当时，朝廷封赏超过了规定，皇帝身边受宠的人非常多。陈蕃上疏说：“诸侯对应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是国家的屏障；高祖定下规矩，不是功臣不能封侯。但听说现在追记河南尹邓万世父亲邓遵的微小功劳，更改尚书令黄俊先人的断绝封爵。皇帝亲近的人凭借不正当的理由得到封邑，身边的人没有功劳却得到赏赐，以至于一家人里面，有好几个人封侯，所以天象失常，阴阳错乱。我知道封赏的事已经实行，再说也来不及了，但真心希望陛下到此为止。还有，后宫采女有几千人，她们吃肉穿绸缎，涂脂抹粉，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俗话说‘盗贼都不进有五个女儿的家门’，因为女儿多会使家庭贫穷；那现在后宫这么多女子，难道不会使国家贫穷吗！”皇帝采纳了他不少建议，放出了五百多名宫女，不过只赐给黄俊关内侯的爵位，封邓万世为南乡侯。
皇帝不经意间问侍中陈留人爰延：“我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呢？”爰延回答说：“陛下是中等才能的君主。”皇帝问：“为什么这么说？”爰延回答：“尚书令陈蕃处理政事时国家就治理得好，中常侍、小黄门参与政事时国家就混乱。由此可知陛下既能做善事，也能做坏事。”皇帝说：“以前朱云在朝堂上折断栏杆进谏，现在侍中当面指出我的不足，我恭敬地听到自己的缺点了。”于是任命爰延为五官中郎将，后来又多次升迁，做到大鸿胪。正好有客星经过皇帝星座，皇帝私下问爰延是怎么回事，爰延呈上密封的奏章说：“陛下因为河南尹邓万世有您未即位时的旧交情，就封他为通侯，对他的恩德比公卿还重，使宗室都得到丰厚的赏赐；再加上最近召见他，和他一起下棋，君臣之间过于亲昵，有损陛下的尊严。我听说，在皇帝身边的人，是用来咨询政治和道德的。和好人在一起，每天就能听到有益的教诲；和坏人交往，每天就会产生不良的念头。希望陛下远离阿谀奉承的人，接纳直言敢谏的人，这样灾变就能消除。”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爰延称病，辞官回家了。
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庚子年）
春季正月丙申日，大赦天下，下诏寻找李固的后代。当初，李固被罢官后，知道自己难免遭遇灾祸，就把三个儿子李基、李兹、李燮都送回了家乡。当时李燮十三岁，他的姐姐文姬是同郡赵伯英的妻子，看到两个哥哥回来，详细了解了事情的缘由，默默悲伤地说：“李家要灭亡了！从太公以来，我们家积累仁德，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她秘密和两个哥哥商量，提前把李燮藏了起来，对外谎称李燮回京城了，大家都相信了。不久，灾祸降临，州郡官府逮捕了李基、李兹，两人都死在了狱中。文姬就告诉父亲的门生王成说：“您对我父亲坚守忠义，有古人的气节；现在我把这年幼的弟弟托付给您，李家是存是亡，就全靠您了！”王成于是带着李燮乘船顺江东下，进入徐州境内，李燮改名换姓做了酒家的佣人，而成则在集市上以占卜为生，两人装作不认识，暗中保持联系。过了十多年，梁冀被杀后，李燮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酒家，酒家准备了车马和丰厚的财物送他，李燮都没接受，就回到了家乡，补行守丧之礼，姐弟相见，悲伤的情绪让旁人都为之感动。姐姐告诫李燮说：“我们家祭祀祖先的香火几乎要断绝了，弟弟你有幸活下来，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你应该和众人断绝来往，不要随便与人交往，千万不要说一句关于梁氏的话！提到梁氏就会牵连到皇上，大祸就又要来了，只能自己承担过错。”李燮谨慎地听从了姐姐的教诲。后来王成去世，李燮按礼节安葬了他，每年四季都为他设上宾之位进行祭祀。
丙午日，新丰侯单超去世，皇帝赐给他东园制造的棺木，棺中放置玉具；等到下葬时，调发五营的骑士、将作大匠为他修建坟墓。此后，剩下的“四侯”变得更加横行霸道，天下人为此编了句话说：“左悺权势大得能扭转乾坤，具瑗高高在上无人可比，徐璜像卧着的老虎一样凶猛，唐衡行事像暴雨一样狠厉。”他们竞相修建宅第，以奢华攀比，他们的仆从都乘坐牛车，后面跟着成队的骑马侍从，兄弟和亲戚们，有的在州郡担任长官，剥削百姓，和盗贼没什么两样，他们的暴虐遍及天下；百姓实在忍受不了，所以很多人当了盗贼。
中常侍侯览、小黄门段珪，在济北边界附近都有田产，他们的仆从和宾客，在路上抢劫行人。济北相滕延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杀了几十人，把尸体摆在大路上。侯览、段珪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滕延因此被召回送到廷尉那里，被免去官职。
左悺的哥哥左胜担任河东太守，皮氏县长京兆人岐以此为耻，当天就辞官西归。唐衡的哥哥唐玹担任京兆尹，他向来和岐有矛盾，就逮捕了岐的家属和宗亲，用重法诬陷他们，把他们全部杀害。岐四处逃难，什么地方都去过，他隐姓埋名，在北海的集市上卖饼。安丘人孙嵩见到他，觉得他与众不同，就用车载着他一起回家，把他藏在夹壁墙中。等到唐家的人都死了，遇上大赦，岐才敢出来。
闰月，西羌的残余势力又和烧何部落的大豪一起侵犯张掖，清晨，逼近校尉段颎的军营。段颎下马与敌人展开大战，到中午时，刀折断了，箭也射光了，敌人这才撤退。段颎追击他们，一边战斗一边前进，日夜攻打，饿了就割敌人的肉吃，渴了就吃雪，经过四十多天，一直追到积石山，出塞两千多里，斩杀了烧何部落的大帅，迫使其余的人投降后才返回。
夏季五月甲戌日，汉中山发生山崩。
六月辛丑日，司徒祝恬去世。
秋季七月，任命司空盛允为司徒，太常虞放为司空。
长沙的蛮人造反，驻扎在益阳，零陵的蛮人侵犯长沙。
九真的残余贼人占据日南，势力越来越强大；朝廷下诏重新任命桂阳太守夏方为交趾刺史。夏方向来以威严和恩惠着称，冬季十一月，日南的贼人两万多人相继向夏方投降。
勒姐、零吾部落的羌人包围了允街，段颎把他们打败。
泰山贼叔孙无忌攻打并杀死都尉侯章，朝廷派中郎将宗资去征讨并打败了他。朝廷下诏征召皇甫规，任命他为泰山太守。皇甫规到任后，广泛制定策略，贼寇全部被平定。
评论
这段史料涵盖了延熹二年末至三年的历史，核心展现了宦官专权的深化与社会矛盾的加剧。梁冀覆灭后的权力真空被宦官迅速填补，而士人的抗争、百姓的苦难与边患的频发，共同构成了东汉王朝加速坠落的图景：
宦官专权的巅峰：从“功臣”到“公害”的蜕变
单超等“五侯”的兴衰，是宦官集团从“皇权工具”异化为“权力毒瘤”的典型轨迹：
单超的“殊荣”与四侯的“跋扈”：单超生前被封为车骑将军，死后获“东园秘器、玉具棺”“五营骑士送葬”的待遇，堪称宦官权势的顶点。而其死后“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的民谣，生动刻画了左悺、具瑗等四侯的嚣张——他们“竞起第宅、仆从列骑”，亲属“宰州临郡、辜较百姓”，将国家权力彻底异化为家族敛财的工具。从“诛冀功臣”到“虐遍天下”，仅用数年时间，宦官集团便复刻了梁冀的腐败路径，证明“权力不受约束必然滋生邪恶”的铁律。
司法的彻底崩坏：单超侄子单匡“贪赃五六千万”，不仅未受严惩，反而能派人刺杀调查者卫羽；侯览、段珪的仆从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依法惩治竟被免官；唐衡兄长因私怨族灭京兆岐全家……这些案例揭示：宦官的权力已凌驾于法律之上，“赏罚”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其私利。当“依法办事”者获罪，“违法乱纪”者无恙，整个司法体系便成了宦官迫害异己、纵容亲信的工具。
士人的挣扎与坚守：从抗争到隐忍的生存策略
面对宦官的高压，士人群体呈现出多元的应对方式，却都难改大局：
第五种、滕延的“刚性对抗”：第五种弹劾单匡、滕延严惩侯览仆从，试图用制度内的方式维护正义，却因触动宦官利益遭报复——第五种被流放、滕延被免官。他们的遭遇证明：在宦官垄断权力的背景下，“依法抗争”等同于“以卵击石”，最终只会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李燮的“隐忍求生”：李固之子李燮在家族遭灭门后，靠姐姐文姬与门客王成的掩护，以“酒家佣”身份隐匿十余年。其姊“杜绝众人、勿言梁氏”的告诫，道尽了乱世中幸存者的无奈——在绝对强权面前，“沉默”与“隐忍”成了保全自身、延续血脉的唯一选择。而他后来“以礼葬王成”的举动，则守住了士人的道义底线，在黑暗中留存了一丝温情。
陈蕃、爰延的“谏言无效”：陈蕃痛斥“封赏逾制、采女数千”，爰延直言“中常侍与政则乱”，却均不被采纳。爰延“称病免归”、陈蕃虽被复用却无力回天，反映了士大夫在皇权与宦官联盟面前的无力感——他们的谏言如同投入深渊的石子，连一丝回响都难以激起。
民生与边患：王朝统治的双重溃烂
宦官专权的恶果，最终都转嫁到底层百姓与边疆安危上：
民不聊生与盗贼四起：四侯“虐遍天下”“民不堪命”，直接导致“多为盗贼”——叔孙无忌在徐、兖作乱，长沙蛮、零陵蛮反叛，本质上都是百姓“求生不得”后的反抗。而朝廷的应对要么是“州郡不能讨”，要么是依赖段颎、皇甫规等能吏临时镇压，始终未能解决“官逼民反”的根源。
边疆的持续动荡：西羌与烧何羌多次寇边，段颎虽能“割肉食雪”追击二千余里，取得战术胜利，却无法根治边患。边患的频发，一方面源于中央对边疆资源的掠夺（宦官亲属“宰州临郡”加剧民族矛盾），另一方面因内地动荡导致边防松弛。段颎的“善战”，不过是为腐朽王朝勉强维持边疆的体面，却掩盖不了“内忧外患”相互交织的深层危机。
皇权的纵容与制度的崩塌
桓帝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尤为关键：他既依赖宦官诛杀梁冀，又对宦官的贪暴“视而不见”，甚至成为其保护伞。当陈蕃指出“一门数侯、采女数千”的弊端时，他仅“出宫女五百”便敷衍了事；当侯览、段珪诬告滕延时，他直接将其免官。这种“选择性失明”，本质是皇权对宦官的“投名状”——用纵容换取宦官对自己的支持。
但皇权与宦官的联盟注定脆弱：宦官的“跋扈”不断侵蚀皇权的合法性，百姓的“反叛”动摇皇权的根基，士人的“失望”瓦解皇权的精神支撑。单超死后四侯的“转横”，已显露出宦官集团脱离皇权控制的迹象；而“民不堪命，故多为盗贼”的现实，则预示着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从更深层看，这段历史揭示了东汉王朝的致命缺陷：当“外戚-宦官-皇权”的三角关系彻底失衡，当“制度约束”让位于“私人利益”，当“士大夫”与“百姓”都对政权失去信心，即便没有黄巾起义，王朝的崩塌也只是时间问题。段颎的战功、皇甫规的平叛，不过是王朝落幕前的最后挣扎；而李燮的隐忍、陈蕃的谏言，则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悲凉——善良与正义虽未完全泯灭，却已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