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壬寅年）
春季正月壬午日，南宫的丙署突发大火。
三月，沈氐羌进犯张掖、酒泉地区。皇甫规调发先零等各羌族部落，一同前往陇右平乱，然而道路被阻断，军中又爆发大规模瘟疫，士兵死亡近三四成。皇甫规亲自走进营帐，安抚巡视将士，全军都深受感动。于是，东羌派使者前来请求投降，凉州的交通也恢复畅通。在此之前，安定太守孙俊大肆贪污受贿，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随意杀害投降的羌人，凉州刺史郭闳和汉阳太守赵熹既年老体弱又不称职，而且他们都倚仗权贵，不遵守法令制度。皇甫规到任后，将他们的罪行一一上奏，这些人有的被免职，有的被诛杀。羌人得知此事后，纷纷转变态度，沈氐羌的大首领滇昌、饥恬等带领十多万人再次向皇甫规投降。
夏季四月，长沙地区出现贼人，他们进犯桂阳、苍梧。
乙丑日，恭陵的东阙着火。戊辰日，虎贲掖门也燃起大火。五月，康陵园寝又遭火灾。
长沙、零陵的贼人攻入桂阳、苍梧、南海，交趾刺史和苍梧太守吓得望风而逃。朝廷派遣御史中丞盛修督促州郡招募士兵前去征讨，但未能取胜。
乙亥日，京城发生地震。
甲申日，中藏府丞禄署着火。秋季七月己未日，南宫的承善闼又起火。
鸟吾羌侵犯汉阳，陇西、金城各郡的军队合力将其击败。
艾县的贼人攻打长沙的郡县，杀死了益阳县令，人数多达一万余人。谒者马睦督率荆州刺史刘度前去攻打，结果战败，马睦和刘度仓皇逃走。与此同时，零陵的蛮人也发动叛乱。
冬季十月，武陵的蛮人反叛，进攻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吓得撒腿就跑。主簿胡爽抓住马缰绳劝阻道：“蛮夷看到郡里没有防备，所以才敢趁机进犯。您身为国家大臣，管辖着广袤的土地，只要举起旗帜，敲响战鼓，立刻就能召集十万兵马，怎能放弃重要职责，做个临阵脱逃的人呢！”李肃却拔出刀对着胡爽说：“你赶紧走开！太守我现在情况危急，哪有时间听你这套！”胡爽抱住马坚决劝谏，李肃竟然杀了胡爽后逃走。皇帝得知此事，将李肃召回并处死，刘度、马睦则被减轻死罪。朝廷为胡爽恢复名誉，封他家中一人为郎官。
尚书朱穆举荐右校令山阳人度尚为荆州刺史。辛丑日，任命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率领十多万士兵征讨武陵蛮。此前，朝廷派出的将帅，大多被宦官诬陷为耗费军资，常常因此获罪。冯绲为避免这种情况，请求派一名中常侍监督军中财务费用。尚书朱穆上奏说：“冯绲因担心钱财问题而提出此请求，有失大臣气节。”但皇帝下诏不许弹劾。冯绲请求让前武陵太守应奉与他一同出征，并任命应奉为从事中郎。十一月，冯绲的军队抵达长沙，贼人听说后，纷纷到军营请求投降。接着，冯绲率军进击武陵蛮夷，斩杀四千多人，收降十多万人，荆州得以平定。皇帝下诏赐钱一亿，冯绲坚决推辞不接受。他整顿军队返回京城，将功劳推给应奉，举荐应奉为司隶校尉，同时上书请求退休，朝廷没有批准。
同一时期，滇那羌侵犯武威、张掖、酒泉。
太尉刘矩被免职，朝廷任命太常杨秉为太尉。
皇甫规作为将领，回到家乡督战，他既没有给乡人什么特别的好处，反而检举揭发了不少人，又非常厌恶宦官，不与他们往来。于是，朝廷内外的人都对他心怀怨恨，一起诬陷他用财物贿赂羌人，让他们假装投降。皇帝接连下诏书责备他。
皇甫规上书为自己辩解道：“延熹四年秋天，羌人叛乱，旧都长安震惊，朝廷为此忧心。我重振国威，羌人归降，节省费用超过一亿。我认为忠臣不应自夸功劳，所以耻于提及自己的微小功绩。但对比之前的情况，希望能免于罪责。我之前到州界，先弹劾了孙俊、李翕、张禀；回师南征时，又弹劾了郭闳、赵熹，列举他们的恶行，认为应处以死刑。这五个人，党羽遍布半个国家，其余从低级官员到小吏，受牵连的又有一百多人。这些人有的为了替上司报仇，有的为父雪耻，带着礼物乘车，背着粮食步行，勾结豪门，竞相散布诋毁我的言论，说我用钱财贿赂羌人。如果是我用个人钱财，我家根本没有多少积蓄；要是财物来自官府，账本一查便知。就算我真的糊涂，像他们说的那样，以前朝廷还送宫女给匈奴，送公主去乌孙和亲；如今我不过花费千万安抚反叛的羌人，这是良臣的谋略，为兵家所推崇，又有什么罪，违背了什么道义呢！自永初年间以来，朝廷派出的将领不少，有五次全军覆没，耗费巨资。有的将领班师回朝时，财物原封不动，却都送到权贵家中，还能功成名就，加官进爵。如今我回到家乡督战，检举各郡官员，与亲戚朋友断绝关系，得罪不少故旧，遭受众人诽谤陷害，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皇帝于是召回皇甫规，任命他为议郎，论功应当封侯。但中常侍徐璜、左悺想从他那里捞好处，多次派宾客去询问功劳情况，皇甫规始终不予回应。徐璜等人恼羞成怒，用以前的事陷害他，将他交给官吏处置。他的下属想凑钱送礼谢罪，皇甫规发誓坚决不听从。最终，他以贼寇未清的罪名，被关进廷尉监狱，判处到左校署服劳役。许多王公大臣和太学生张凤等三百多人到皇宫前为他申诉，正好赶上大赦，皇甫规才得以回家。
延熹六年（公元163年，癸卯年）
春季二月戊午日，司徒种暠去世。
三月戊戌日，皇帝大赦天下。
朝廷任命卫尉颍川人许栩为司徒。
夏季四月辛亥日，康陵的东署着火。
五月，鲜卑侵犯辽东属国。
秋季七月甲申日，平陵园寝着火。
桂阳贼人李研等进犯郡界，武陵蛮再次反叛。太守陈奉出兵将其平定。宦官向来厌恶冯绲，八月，冯绲因回师后盗贼又起，被免职。
冬季十月丙辰日，皇帝到广成苑打猎，接着前往函谷关、上林苑。光禄勋陈蕃上疏劝谏说：“天下太平的时候，打猎也应该有所节制，何况如今国家面临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困境呢！再加上战事未停，百姓四处离散，这正是陛下忧心操劳、坐立不安的时候，怎么能大张旗鼓地炫耀武力，沉迷于骑马游玩的享乐之中呢！而且去年秋天雨水多，百姓才刚开始种麦，现在正是鼓励耕种的时候，却让他们去做驱赶禽兽、清理道路的劳役，这可不是贤君圣主体恤百姓的做法啊！”奏章呈上后，皇帝没有采纳。
十一月，司空刘宠被免职。十二月，朝廷任命卫尉周景为司空。周景是周荣的孙子。当时宦官势力正盛，周景和太尉杨秉上奏说：“朝廷内外的官吏，很多都不称职。按照旧制，宦官子弟不能担任要职、掌握权势。但如今他们的亲属和门客，遍布各个官署，有的年轻平庸之人，却担任郡守等重要职位，搞得上下怨声载道，百姓愁苦不堪。应该遵循旧章，罢免贪婪残暴的官员，杜绝灾祸和指责。请下令让司隶校尉、中二千石官员、城门校尉、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自如实核查自己管辖的人员。应当撤职的，自行将情况上报三公府，同时检查是否有遗漏，继续上报。”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于是杨秉上奏弹劾州牧、郡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多人，这些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免职，天下人无不敬畏。
朝廷下诏征召皇甫规为度辽将军。当初，张奂因为是梁冀的旧部，被免官并禁止做官，所有的朋友都不敢为他说话，只有皇甫规先后七次举荐他，张奂因此被任命为武威太守。等到皇甫规担任度辽将军，到军营几个月后，他上书举荐张奂，说：“张奂才略兼备，适合担任主帅，以满足众人的期望。如果还认为我适合担任此职，希望能给我一个闲职，让我做张奂的副手。”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任命张奂代替皇甫规为度辽将军，皇甫规则担任使匈奴中郎将。
西州的官吏和百姓到皇宫前为前护羌校尉段颎申冤的人很多，恰逢滇那等各羌族部落越发猖獗，凉州几乎沦陷，于是朝廷再次任命段颎为护羌校尉。
尚书朱穆痛恨宦官肆意横行，上疏说：“按照汉朝旧例，中常侍应挑选士人担任，建武年以后，才全部任用宦官。自延平年以来，宦官的地位越来越尊贵，他们佩戴貂珰的装饰，担任皇帝近臣的要职，朝廷政事都由他们一手把持。他们权势极大，无比显贵，子弟亲戚都能获得荣耀的官职。他们骄纵放肆，无人能管，使得天下穷困，百姓一无所有。我认为应该全部罢免宦官，恢复以前的制度，重新挑选天下清正淳朴、通晓国家体制的士人，来填补他们的职位，这样百姓就能蒙受圣明的教化了！”皇帝没有采纳。后来朱穆进宫觐见，又当面陈述说：“我听说汉朝旧制，设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负责处理尚书事务；黄门侍郎一人，负责传递文书奏章，这些职位都任用世家大族之人。自从和熹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听政，不与公卿直接接触，就任用宦官为常侍，让小黄门在两宫之间传达命令。从那以后，宦官权势凌驾于君主之上，使天下陷入穷困。应该将他们全部罢免遣散，广泛选拔德高望重的老儒，让他们参与政事。”皇帝听后很生气，没有回应。朱穆伏地不起，左右侍从传旨“出去！”过了很久，朱穆才快步离开。从此，宦官多次借故假传圣旨诋毁他。朱穆向来刚正，心中郁闷不得志，没过多久，因愤怒引发毒疮而死。
评论
延熹五年至六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衰败的加速期。从边疆平叛的反复到朝堂权力的倾轧，从士大夫的抗争到宦官的专横，多重矛盾交织碰撞，勾勒出一个病入膏肓的时代轮廓，其中的治理失序与人性挣扎尤为触目惊心：
平叛与构陷的恶性循环：边疆治理的死局
皇甫规平定羌乱的经历，堪称“功高遭嫉”的典型，暴露了东汉边疆治理的致命缺陷：
能吏的困境：皇甫规在“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的绝境中，“亲入庵庐巡视将士”，靠恩威并施招降十余万羌人，恢复凉州交通，又弹劾孙俊、郭闳等贪腐官员，本是力挽狂澜之功。但他“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终被诬告“货赂群羌”，即便自辩“省费一亿以上”“家无担石之财”，仍难逃牢狱之灾。这种“立功-遭诬-获罪”的循环，让有能力的边将寒心——当“清廉”成为原罪，“平叛”不如“迎合宦官”，边疆的稳定便无从谈起。
宦官对军事的侵蚀：冯绲讨武陵蛮时，因宦官常诬陷将帅“折耗军资”，不得不主动请求“中常侍监军财费”，暴露了军事指挥权的异化；段颎因平定羌乱有功却遭贬，最终因“凉州几亡”才被复用，证明军事决策已完全被政治斗争裹挟。宦官不懂军事却操控军权，边将受制于内而难展其才，边疆的“叛-平-再叛”，本质是宦官乱政的延伸。
朝堂的正邪对抗：士大夫的坚守与宦官的反扑
杨秉、陈蕃、朱穆等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交锋，展现了两种价值观的激烈碰撞：
杨秉的“整肃吏治”：他与周景联名上奏，直指“中臣子弟布列职署”的弊端，请求“退贪残，塞灾谤”，最终弹劾五十余名贪腐官员“或死或免”，一度让“天下肃然”。这种雷霆手段虽暂时震慑了宵小，却未能触及宦官专权的根基——被罢黜的只是“枝叶”，“主干”仍在，反弹必然猛烈。
朱穆的“激进谏言”：他直言“中常侍权倾海内，宜悉罢省”，甚至在朝堂“伏不肯起”强谏，最终“愤懑发疽卒”。朱穆的死，象征着士大夫“以死相谏”的悲壮与无力——当皇帝默许宦官压制直臣，“忠言”便成了催命符，士大夫的道德优势在绝对权力面前不堪一击。
陈蕃的“忧时之谏”：他针对皇帝“校猎广成”，痛陈“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指出“驱禽除路之役非恤民之意”，却“书奏不纳”。这种“谏而不听”的常态，说明皇权已完全丧失自我纠错能力，士大夫的呐喊不过是徒劳。
社会危机的深化：从“盗贼四起”到“制度性崩溃”
这两年，长沙、零陵、武陵等地的叛乱此起彼伏，规模扩大至“众至万馀人”，甚至“刺史、太守望风逃奔”，反映出底层民众的绝望已到临界点：
叛乱的根源是“官逼民反”：地方官如孙俊、郭闳之流“受取狼藉”“多杀降羌”，宦官亲属“宰州临郡，辜较百姓”，百姓在“赋税重、徭役繁、冤无处诉”的绝境下，只能“挺而走险”。胡爽劝谏南郡太守李肃“举旗鸣鼓应者十万”，恰恰说明民心未散，只是对朝廷失望——若能清明吏治，叛乱本可避免。
朝廷应对的低效：从“盛修督州郡募兵不能克”到“马睦、刘度军败奔走”，暴露了地方军事力量的虚弱；而平定叛乱后，既无安抚流民的举措，也无改革弊政的行动，只靠“杀李肃、复胡爽门闾”做表面文章，最终陷入“镇压-动荡-再镇压”的死循环。
历史的警示：道德与制度的双重溃败
延熹五年至六年的核心矛盾，在于“道德坚守”与“制度保障”的脱节：
皇甫规、杨秉等人的清廉与担当，代表了士大夫的道德自觉，但这种自觉缺乏制度支撑——没有独立的监察体系，没有对抗宦官的权力基础，只能“以个人对抗集团”，最终要么妥协，要么牺牲。
宦官集团的腐败并非个体问题，而是制度性缺陷的产物：皇权依赖宦官制衡外戚与士大夫，却未建立对宦官的约束机制，导致其权力失控。当“制度”成为少数人谋私的工具，“道德”便成了弱者的遮羞布。
皇帝的“纵容”是关键：桓帝既依赖士大夫稳定统治，又纵容宦官巩固权力，对皇甫规的冤屈、陈蕃的谏言、朱穆的死，始终采取“和稀泥”或“偏袒宦官”的态度。这种“首鼠两端”让朝廷失去了最后的纠错机会，最终将王朝推向深渊。
这段历史证明：当一个政权的核心阶层只知内斗，当有识之士的努力反复被践踏，当百姓的苦难被视为草芥，即便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统治的合法性也已丧失。皇甫规、朱穆等人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一个王朝“自毁长城”的缩影——道德的光芒无法照亮制度的黑暗，而制度的溃烂，终将吞噬所有坚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