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新策的实效与皇帝态度的微妙转变,如同在沉寂的湖面投下巨石,其涟漪迅速扩散至京师的每一个角落。东宫格物轩,这个曾经被士林清议或鄙薄或警惕的名字,如今却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色彩。
茶楼酒肆、书院文会中,议论的话题悄然增添了新的内容。不再仅仅是经义策论、诗词唱和,那些关于漕运预警、弹性调度的新奇词汇,连同“数据”、“效率”、“机制”等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士子们的谈吐间。虽仍有老成持重者摇头叹息“世风日下”,但更多的年轻士子,尤其是那些接触过新学或对实务抱有热情的年轻人,眼中却燃起了好奇与探究的光芒。
“听闻太子殿下于东宫设‘格物轩’,非为嬉戏,乃是研读《考工》、《农政》,甚至观测星象,以究天人之理!那漕运新策,便是由此而出!”
“可不是?据说轩中汇聚了不少年轻俊杰,连今科算学出众的李桐、张允都时常往来!”
“若真能如漕运般,以巧思解民生之困,这‘格物’之学,倒也不失为一条济世之路啊!”
议论声中,好奇与向往渐渐压过了疑虑与排斥。一些家境尚可、思想活跃的年轻士子,甚至开始私下寻找《考工记》、《梦溪笔谈》等典籍阅读,或尝试摆弄些简易的器械模型。一股潜流的转向,正在京师的知识阶层中悄然发生。
这股风潮,自然也传入了国子监。这日,一位以思想开明着称的博士在讲学之余,提及漕运新策,并未如往常般斥为“奇技”,反而引经据典,论述“器用”与“大道”相辅相成之理,引得监生们议论纷纷。课后,竟有十数名监生联名向祭酒呈文,恳请于监内增设“格物”讲席,允许学子选修!
消息传到宫中,裴砚不置可否,只对傅先生淡淡道:“太子倒是引动风潮了。”
傅先生躬身答道:“陛下,学子向学,总是好事。若能加以引导,使其明体达用,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与此同时,承烨提议的“刊印典籍”一事,也由傅先生寻机提出,获得了默许。内府刻书坊接到旨意,开始着手系统校勘、重印《考工记》、《营造法式》、《王祯农书》等一系列实用科技典籍,并首次将前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列入刊印计划。虽然刊印数量有限,主要供应官学及各部衙署,但其象征意义巨大——这代表着官方对这类“实学”知识的正式认可与推广。
而在东宫之内,格物轩的运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承烨并未因外界的关注而改变其低调务实的作风,反而对轩内成员要求更为严格。
“外界喧嚷,于我何加焉?”承烨在一次内部集会上肃然道,“漕运一策,不过小试牛刀。格物之道,如瀚海无涯,我等所知,不过沧海一粟。若因些许虚名便沾沾自喜,止步不前,则前功尽弃矣。”
他将编纂《格物基础》的任务提升至最高优先级,亲自审定大纲,要求每一章节都必须做到概念清晰、论证严谨、图文并茂。赵铭负责总纂,李桐、张允分担算学、力学、器械部分,甚至王珩也被要求将其对漕运码头管理的观察心得整理成文。整个格物轩仿佛一个微型的编修馆,充满了严谨而热烈的学术气息。
此外,承烨也开始尝试将“格物”的思维模式,更系统地应用于对其他政务的分析。他让赵铭调阅各地上报的矿冶、织造、陶瓷等工坊的零星记录,试图分析其生产效率、原料消耗与成品质量的关联,思考是否存在改进空间。他甚至开始关注起货币铸造、度量衡统一等更为基础的经济问题,虽然目前仅是初步的了解与思考,但其视野之开阔,已远超同龄人。
这一日,那位曾在清江浦演练中观政、最初对太子构想颇多讥讽的翰林官员,因公务需至东宫与詹事府接洽。事毕,他偶然路过格物轩外,只见轩窗敞开,内里灯火通明,数名少年埋首案前,或奋笔疾书,或低声讨论,或对照图纸模型,神情专注,气氛肃穆。他驻足片刻,听着里面传来的关于“齿轮传动效率”、“不同水质对漕船腐蚀”等问题的讨论,原本带着几分审视的目光,渐渐化为复杂,最终悄然叹息一声,转身离去。
星火已然映照京华,格物之学,正以其独特的生命力,在这古老的帝国都城中,悄然开启新的篇章。它不再仅仅是太子个人的兴趣,也不再是孤立的技术改良,而是开始渗透士林、影响官学、触及更广泛的实务领域。承烨站在格物轩的窗前,望着宫外万家灯火,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与紧迫感。他知道,播下的火种需要小心呵护,开辟的道路需要坚定前行。帝国的未来,正在这看似平静的学术耕耘与潜移默化的风气转变中,孕育着深刻而久远的变革。前路漫漫,唯格物求真之心,永不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