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柳营中军令响，皇帝来了也拦挡。
吴楚叛军如潮涌，断其粮道真英雄。
丞相脾气犟如牛，封侯这事总顶牛。
宴席之上无筷赏，要双筷子遭疑谤。
老来儿子买盾甲，却被说成要造反。
条侯最终饿肚亡，应了当年相面郎。
列位看官，中华数千年青史，英雄如星汉灿烂，然能以“治军”立名、以“刚直”载史，兼以赫赫战功与千古冤屈集于一身者，西汉条侯周亚夫，当为其一。有道是“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妄称男儿大丈夫。”
话说秦末天下大乱，沛公刘邦斩蛇起义，历经楚汉相争，终定天下，于汜水之阳即皇帝位，国号汉，史称西汉。然刘邦深知，秦亡之因在于“孤立无援”，故采“郡国并行制”——一面设郡县归中央直辖，一面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以为“宗藩屏翰”。孰料此制埋下祸根：诸侯王据地千里，拥兵自重，渐成尾大不掉之势。高祖晚年，虽诛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却未能削同姓王之权，以至于文、景之时，“吴、楚、齐、赵”等国，俨然成了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小朝廷”，这时的天下那是暗潮汹涌，待时而发。
吕后专权之时，诸吕用事，刘氏宗室备受打压，天下人心惶惶。及吕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乃谋诛诸吕，迎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是为汉文帝。文帝登基后，深知天下历经秦末战乱与诸吕之乱，早已民生凋敝，故奉行“休养生息”之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史称“文景之治”的序幕自此拉开。然文帝亦忧心诸侯王之势，曾采纳贾谊《治安策》中“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议，却因时机未到，未能彻底推行；同时，北方匈奴屡犯边境，杀掠吏民，成为汉朝的心腹之患。外有匈奴之扰，内有诸侯之忧，正是在这样一个风雨欲来的时代，周亚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周亚夫，沛郡丰县人，是开国功臣、绛侯周勃的次子。
周亚夫自幼便受父亲影响，对兵法战阵有着异于常人的兴趣。他不喜文墨，独爱读《孙子兵法》《吴子》等兵书，常常对着家中的沙盘推演战阵，有时竟至废寝忘食。其兄周胜之，承袭了绛侯爵位，却因性格懦弱，无甚才干，故周勃对次子周亚夫更为看重，常对人言：“吾家后继有人，必在亚夫也。”
在周亚夫年少之时，曾有相士许负为周亚夫看相。这许负乃汉代着名相士，以善相闻名天下，曾为高祖刘邦看相，言其“贵不可言”。许负见周亚夫后，沉吟良久，道：“君额上有横纹，面相虽贵，然结局恐不佳——君三年后当封侯，封侯八年后当为将相，持国柄，贵重矣，然再过九年，君必饿死。”周亚夫闻言，不禁失笑，道：“我的哥哥已承袭父爵，纵使兄死，亦有其子继之，我又怎么能封侯呢？就算如先生所言，我既已封侯，又何至于饿死呢？”许负只是摇头，道：“相由心生，数由天定，日后自会知晓。”周亚夫虽不以为然，却也将这番话记在了心里，未曾想，多年后竟一一应验。
及周亚夫成年，因父荫入仕，初任河内郡守。在任期间，他勤于政事，尤以治军之才初显——河内郡地处中原腹地，有流民作乱，周亚夫整饬郡兵，严明军纪，凡违法乱纪者，无论贵贱，一律严惩。他规定：士兵每日需晨练暮训，甲胄兵器需时刻擦拭整齐，营中不得饮酒赌博；若遇百姓有难，士兵需倾力相助。不出数月，河内郡便治安井然，百姓安居乐业，甚至有邻郡百姓迁来定居。文帝闻之，颇为赞赏，遂将其调任中尉，掌京师卫戍之责。中尉一职，关乎京城安危，非深得信任且有才干者不能任，周亚夫任职期间，京师秩序井然，没有丝毫乱象。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单于亲率六万铁骑，分兵两路，入侵汉朝边境——一路攻入朝那、萧关，杀汉都尉孙卬；一路直抵彭阳，火烧回中宫，前锋距长安仅百里之遥，京师大为震惊。文帝急召群臣议事，众臣都说：“匈奴剽悍，当速遣大军抵御，以保长安安全。”文帝于是下诏，命三路大军布防：拜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军灞上；拜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军棘门；拜中尉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此三处皆为长安外围的军事要地，灞上扼守东去之路，棘门控扼北来之道，细柳则守卫西通咸阳的咽喉，三路大军互为犄角，以拱卫京师。
诏令既下，三路将军皆领兵赴任。文帝为鼓舞士气，亦为检视军情，决定亲自前往三路军营犒劳将士。这一日，文帝车驾出长安，先往灞上军营。灞上守将刘礼，乃刘氏宗室，素来骄纵，闻听文帝驾到，竟未及整饬军队，便率麾下将领匆匆出营迎接。文帝车驾行至营门，守门士兵见状，即刻大开营门，车驾无需通报，便长驱直入，一路行至中军大帐前，刘礼方率诸将跪拜迎驾。帐内，刘礼满脸堆笑，细数军中琐事，却对军备防务只字不提；帐外，士兵们或坐或卧，或嬉戏打闹，甲胄随意丢弃，兵器锈迹斑斑。文帝看在眼里，心中虽有不满，却也未曾表露，只是安抚了刘礼几句，赏赐了军中将士一些酒肉，便起身离去。离去之时，刘礼率诸将送至营门之外，直至文帝车驾远去，方才返回营中，全无半分警惕之心。
随后，文帝车驾又前往棘门军营。棘门守将徐厉，乃开国功臣，虽不像刘礼那样骄纵，却也不甚懂治军之道。闻听文帝驾到，徐厉也率诸将出营迎接，营门大开，车驾畅行无阻。入中军帐后，徐厉与众将跪拜行礼，口中虽言“陛下辛劳”，却未请文帝检视军备；帐外，士兵们虽未嬉戏，却也队列松散，不少人窃窃私语，全无临战之态。文帝同样赏赐了将士，而后离去，徐厉亦送至营门。一路行来，文帝见灞上、棘门二营军纪涣散，心中不禁忧虑，暗道：“如此军纪，如果匈奴真来偷袭，又怎么能御敌呀！”
片刻之后，文帝车驾抵达细柳营。未及营门，文帝便见细柳营外，鹿角林立，壕沟纵横，营墙上的士兵身披铠甲，手持长戟，弓上弦，箭在壶，目光如炬，警惕地注视着远方，全无半分松懈之态。寒风之中，旌旗猎猎作响，士兵们的甲胄泛着冷光，整个军营如同一头蛰伏的猛虎，随时准备扑向敌人。
车驾行至营门前，守门的士兵见状，非但没有开门，反而举起长戟，拦住了去路。文帝身边的侍从见状，上前大喝：“天子驾到，尔等竟敢阻拦？速速开门！”守门士兵闻言，却面不改色，朗声道：“军中只听将军将令，不闻天子诏书。末将等未得周将军将令，不敢擅自开营门。”侍从大怒，正要再斥，文帝却抬手制止，道：“罢了，既是军中规矩，便按规矩来。”遂命人持符节入营通报。
符节官手持符节，快步入营，不多时，便见周亚夫身着铠甲，手持长剑，率数名将领出营而来。周亚夫身材高大，面容刚毅，铠甲上的鳞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整个人散发着一股威严之气，令人不敢直视。至营门处，周亚夫并未跪拜，只是拱手作揖，道：“臣盔甲在身，不便行跪拜之礼，望陛下恕罪，允臣以军礼朝见。”文帝见状，心中不禁一动，暗道：“此人果然不同凡响，有大将之风。”遂扶着车前的横木，微微欠身，道：“将军免礼，朕特来犒劳将士。”周亚夫闻言，方下令打开营门，迎文帝车驾入营。
车驾入营后，守门士兵又上前对文帝的车夫道：“周将军有令，军营之内，车马不得奔驰，须缓行。”车夫闻言，只得放缓缰绳，让马车缓缓前行。文帝坐在车中，一路观察营中景象：只见营内将士们皆列队而立，甲胄鲜明，戈矛如林，即便是巡逻的士兵，也步伐整齐，神情肃穆，；帐篷排列有序，兵器架上的刀剑擦拭得锃亮，粮草堆放得整整齐齐，甚至连士兵们的炊具，都摆放得一丝不苟。行至中军大帐前，周亚夫引文帝入帐，帐内陈设简单，唯有一张案几，案上放着军用地图与几卷兵书，地图上用朱砂标注着匈奴的动向与汉军的布防，笔画清晰，一目了然。
周亚夫请文帝坐于上首，自己则立于一旁，道：“陛下，臣令将士们日夜戒备，白日操练阵法，夜间轮流值哨，不敢有丝毫懈怠。若匈奴来犯，臣定能将其击退。”文帝点头，道：“将军治军严明，朕十分欣慰呀。”遂命人将带来的酒肉赏赐给军中将士，周亚夫传令下去，将士们依次领赏，井然有序，无一人争抢，领赏后亦即刻归队，继续待命。
犒劳完毕，文帝起身离去。周亚夫送至营门，依旧以军礼相待，并未远送——他深知，军营之中，防务为重，即便天子离去，也不能擅离职守。出了细柳营，文帝身边的侍从们终于忍不住，纷纷说道：“周亚夫太过无礼！陛下驾临，他竟敢不跪拜迎接，还让陛下在营中缓行，这简直是对陛下的不敬！”文帝闻言，却长叹一声，道：“你们有所不知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灞上、棘门二营，军纪涣散，若匈奴来袭，如何抵挡？而周亚夫之营，军纪严明，令行禁止，即便是朕亲至，亦需遵其军令，如此治军，匈奴怎敢轻易来犯？朕得此将，是大汉之幸啊！”
自此之后，文帝对周亚夫愈发看重。临终之前，文帝还特意嘱咐太子刘启：“若天下有变，可拜周亚夫为帅，此人可堪大用，切勿错失。”
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太子刘启继位，史称汉景帝。景帝登基后，承文帝休养生息之策，天下太平，百姓富足，可是诸侯王的势力愈发强盛，尤以吴王刘濞最为骄横。这刘濞乃高祖刘邦之侄，封于吴地，辖三郡五十三城，地广人众，且吴地盛产铜、盐——刘濞遂采铜铸钱，煮海为盐，无需向中央缴纳赋税，便富可敌国。文帝之时，刘濞之子吴太子入朝，与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饮酒下棋，因争棋路，吴太子言语不恭，刘启怒而以棋盘击之，竟失手将吴太子打死。刘濞闻之，悲愤交加，自此暗中积蓄力量，铸造兵器，训练士兵，图谋叛乱。
景帝继位后，深知诸侯王尾大不掉之患，遂采纳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推行“削藩策”——凡诸侯王有罪过者，皆削其封地。晁错在《削藩策》中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深以为然，遂先削楚王的东海郡，再削赵王的河间郡，又削胶西王六县。消息传至吴地，刘濞见朝廷削藩已至眼前，于是决定起兵叛乱。他遣使联络楚、胶西、胶东、菑川、济南、赵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相约共同起兵，这便是历史上的“七国之乱”。
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率先在吴地起兵，自称“东帝”，率二十万大军西渡淮水，进攻梁国；楚王刘戊亦率大军响应，与吴军合兵一处，围攻梁国都城睢阳；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则率军围攻齐国都城临淄；赵王刘遂则率军攻打常山郡，并遣使联络匈奴，欲引匈奴兵南下。七国联军总兵力达五十余万，声势浩大，一时间，关东之地尽皆震动，叛军所过之处，郡县官吏或逃或降，朝廷为之恐慌。
景帝闻听七国叛乱，大惊失色，急召群臣议事。晁错力主景帝亲征，以鼓舞士气，可是丞相袁盎与晁错有过节，趁机进言：“七国之乱，皆因晁错削藩而起，若陛下斩晁错，复其封地，七国必罢兵。”景帝闻言，沉吟良久——他虽知晁错忠心，却也畏惧七国之势，最终竟采纳了袁盎的建议，下令将晁错腰斩于东市，并遣使持晁错首级前往吴军大营，欲劝刘濞罢兵。孰料刘濞见晁错已死，却笑道：“吾今为东帝，岂复事汉！”非但不罢兵，反而加快了进攻的步伐，梁国都城睢阳危在旦夕，城墙已被叛军攻破数处，守军伤亡惨重。
景帝见斩晁错无用，方想起文帝临终遗言，遂下诏拜周亚夫为太尉，统率三十六路大军，总兵力十余万，前往平叛。周亚夫领命后，即刻前往军中，他深知七国联军虽势大，却有致命弱点：吴楚联军剽悍善战，但粮草皆需从吴地转运，路途遥远，补给困难；而胶西等四国围攻齐国，久攻不下，已成疲惫之师；赵王联络匈奴，匈奴却因畏惧汉朝军力，迟迟未敢南下。故周亚夫制定了“先疲后打，断其粮道”的战略：不以急功近利，先扼守昌邑，坚壁不出，以避吴楚联军锋芒；同时派轻骑绕道敌后，切断其粮道；待吴楚联军粮草断绝，军心涣散之时，再一举破敌。
战略既定，周亚夫便率大军进驻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昌邑地处梁国东北，乃吴楚联军北上的要地，周亚夫在此筑垒坚守——他下令士兵深挖壕沟，高筑壁垒，壁垒之上布满箭楼与滚木礌石，营外则设置三重鹿角，以阻挡敌军进攻。任凭吴楚联军如何叫战，甚至派人在营外辱骂周亚夫，他始终闭门不出，只是命士兵日夜操练，加固防御。
梁国乃景帝之弟梁王刘武的封地，睢阳被围，刘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连连遣使向周亚夫求救，甚至亲自写信给景帝，请求景帝下诏命周亚夫出兵。景帝遂下诏，令周亚夫速救梁国。然周亚夫却认为此时出兵时机未到——吴楚联军锐气正盛，若贸然出兵，必为其所乘，且昌邑一旦空虚，叛军便可长驱直入，威胁中原。故他拒不奉诏，依旧坚守昌邑，并回信给景帝，道：“臣非不救梁，实乃时机未到。待臣断其粮道，叛军必退，梁围自解。”刘武见状，虽心中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拼死坚守睢阳——他亲自登城督战，赏赐将士，甚至将府中财物分予士兵，激励他们奋勇杀敌。睢阳守军见梁王如此，亦士气大振，与吴楚联军展开殊死搏斗，多次击退叛军的进攻，为周亚夫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与此同时，周亚夫暗中挑选了两千名精锐轻骑，由灌婴之子灌孟率领。这两千轻骑，皆是身经百战的勇士，每人配备两匹战马，携带十日干粮与充足的箭矢，日夜兼程，绕道吴楚联军后方，直奔淮泗口（今江苏淮阴西南）。淮泗口乃吴楚联军粮道的咽喉之地，吴军的粮草皆从吴地经淮河、泗水转运至前线，一旦运粮路线被截断，吴楚联军便会陷入粮草断绝的境地。
灌孟率军星夜兼程，避开叛军的巡逻部队，终于抵达淮泗口。他见淮泗口仅有少量吴军守卫，且守军懈怠，遂下令发动突袭——汉军轻骑如神兵天降，冲入吴军营地，逢人便杀，遇粮便烧。吴军守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纷纷溃逃。灌孟率军趁势攻占了淮泗口，并烧毁了吴军的粮草船只——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数不清的粮草与船只在火中化为灰烬。消息传至吴楚联军大营，吴王刘濞大惊失色，急忙派军回援淮泗口，然灌孟早已布防完毕，他令士兵在淮泗口两侧设伏，待吴军到来，便万箭齐发，吴军数次进攻，皆被击退，粮道终未能恢复。
粮道被断后，吴楚联军的粮草日渐匮乏。起初，士兵们还能勉强果腹，数日之后，便只能以野菜树皮充饥，不少士兵因饥饿而晕倒，甚至有士兵偷偷逃离军营。刘濞见状，深知再这样下去，军队必不战自溃，遂决定孤注一掷，率军全力进攻昌邑，欲与周亚夫决一死战。
这一日，吴楚联军倾巢而出，向昌邑发起猛攻。叛军士兵们知道，若不能攻破昌邑，便只有死路一条，故个个奋勇向前，不顾生死地冲击汉军的壁垒。箭如雨下，鼓声震天，滚木礌石从壁垒上滚落，砸得叛军死伤惨重，然叛军依旧前仆后继，壁垒之下，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染红了壕沟。
周亚夫登垒观战，他面色平静，目光如炬，仔细观察着叛军的攻势。见吴军攻势虽猛，却已无往日剽悍之态，不少士兵脚步虚浮，眼神涣散，遂对身边将领道：“敌军已疲，可一战破之。”遂下令打开营门，派大军分左右两翼出击。汉军将士早已养精蓄锐，见状奋勇杀敌——他们身披重甲，手持长戟，如潮水般冲出营门，与叛军展开近身搏杀。汉军士兵训练有素，阵法严密，而叛军则因饥饿疲惫，渐渐不支，不多时便溃不成军，四散奔逃。
周亚夫见状，率军乘胜追击，一直追至淮阳（今河南淮阳）一带。在此地，周亚夫与吴楚联军展开了决战。战斗中，周亚夫身先士卒，手持长剑，奋勇杀敌，他一剑便将一名吴军将领斩于马下，汉军将士见主将如此，士气更盛，个个以一当十。吴楚联军本就饥饿疲惫，怎敌得住汉军的猛攻，纷纷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深知被俘后必无好下场，遂拔剑自杀身亡；吴王刘濞率残部数千人逃至东越，欲依托东越继续抵抗，然东越王为求自保，竟派人刺杀了刘濞，将其首级献给了周亚夫。
吴楚联军既灭，周亚夫又分兵北上，驰援齐国。围攻齐国的胶西等四国联军，本就久攻临淄不下，闻听吴楚联军大败，周亚夫大军将至，顿时军心大乱，纷纷溃逃。胶西王刘卬自杀，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皆被汉军擒杀，齐国之围遂解。随后，周亚夫又率军北上攻打赵国，赵王刘遂坚守邯郸，汉军久攻不下，周亚夫引漳水入城——邯郸城垣被水浸泡多日，终于崩塌，汉军趁机攻入城中，刘遂见城破，也自杀身亡。
至此，历时三个月的七国之乱，终被周亚夫平定。此役，周亚夫以十余万兵力，击溃五十余万叛军，不仅安定了大汉江山，更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为日后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彻底解决诸侯问题奠定了基础。
平定七国之乱后，周亚夫率军凯旋归来。景帝亲自出长安迎接，君臣相见，景帝喜不自胜，上前握住周亚夫的手，道：“将军平定叛乱，安定社稷，功莫大焉！朕得将军，如鱼得水啊！”遂下诏封周亚夫为条侯，食邑条城（今河北景县，现建有周亚夫公园，内有周亚夫陵墓），并拜其为丞相，总揽朝政。一时间，周亚夫声望达到顶峰，朝野上下，无不对其敬仰有加，史称“条侯相汉，天下晏然”——百姓安居乐业，官吏各司其职，汉朝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太平岁月。
可是“功高震主”，自古以来便是功臣难以逃脱的宿命，周亚夫亦未能例外。周亚夫虽有治军之才，却不谙朝堂权术，且性格刚正不阿，凡事皆以朝廷法度为准，不肯丝毫妥协，这便与景帝的皇权产生了冲突。
首先便是废立太子之争。景帝早年立栗姬之子刘荣为太子，是为栗太子。后因栗姬善妒，得罪了景帝与长公主刘嫖（景帝之姐），景帝便有了废黜栗太子之意，改立王夫人之子刘彻（即后来的汉武帝）为太子。此事关乎国本，景帝遂召集群臣商议，问及周亚夫时，周亚夫却坚决反对，道：“太子乃国之储君，无过而废，恐动摇社稷根基。昔年文帝废太子，亦因太子有过，今栗太子仁厚，并无过错，陛下若废之，恐天下人不服，甚至引发诸侯叛乱。”景帝闻言，心中不悦，道：“朕意已决，不必多言。”周亚夫却仍据理力争，道：“陛下此举，不合祖宗法度，不敢奉诏！”景帝见状，只得拂袖而去。自此之后，景帝对周亚夫便有了嫌隙，认为他“刚愎自用，不识大体”。
其次便是封王信为侯之事。王信乃景帝皇后王氏之兄，即刘彻的舅舅。窦太后（景帝之母）素来宠爱王氏，便向景帝进言，欲封王信为侯，以彰显外戚的地位。景帝虽知“非有功不得侯”的白马之盟，却也不愿违逆母亲之意，遂召周亚夫商议。孰料周亚夫却直言不讳，道：“高皇帝曾与群臣杀白马为盟，曰‘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王信虽为皇后之兄，却无尺寸之功，若封其为侯，便是违背祖宗之盟，臣不敢赞同。且陛下若封王信，日后外戚皆求封侯，朝廷法度何在？”景帝闻言，无言以对，只得将此事搁置。窦太后闻之，亦对周亚夫颇为不满，多次在景帝面前诋毁他，道：“周亚夫自持功高，竟敢违逆太后与陛下，如此之人，怎能信任呢？”
再者就是处理匈奴降将之事。不久后，匈奴有五位将领因不满单于统治，率部降汉。景帝大喜，认为这是瓦解匈奴的大好时机，欲封此五人为侯，以招徕更多匈奴降将。周亚夫却再次反对，道：“此五人乃背主降敌之辈，若封其为侯，便是鼓励臣子背主，恐坏天下忠义之风。陛下若封之，日后汉朝臣子皆效仿此五人，背主求荣，陛下何以教天下人？”景帝闻言，怒不可遏，道：“迂腐！今匈奴屡犯边境，朕封此五人为侯，意在瓦解匈奴，安定边疆，你怎可如此固执呢？”周亚夫见景帝不听，深知自己在朝堂之上已无立足之地，遂以“病笃”为由，请求辞去丞相之职。景帝本就对周亚夫不满，见状便顺水推舟，准其辞职，让他归家养老。
周亚夫罢相后，在家中闲居，每日读书练字，偶尔与旧部饮酒畅谈，本想安度晚年，却未曾想，一场大祸就要降临。
汉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周亚夫之子见父亲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弱，便私自购买了五百副甲胄——他并非图谋不轨，只是想待周亚夫死后，作为殉葬之用，以彰显父亲的将军身份。汉代制度规定，甲胄乃军用之物，私人不得买卖，即便用于殉葬，亦需朝廷批准。周亚夫之子因急于筹备，未向朝廷报备，且拖欠了商家的货款。商家多次上门催讨，周亚夫之子却避而不见，商家见状，怒而上书告发，称周亚夫之子“私买甲胄，意欲谋反”。
景帝闻听此事，本就对周亚夫心存猜忌，见状便认定周亚夫与其子同谋——他认为周亚夫罢相后心怀不满，欲借甲胄谋反，夺回权力。遂下令将周亚夫下狱，交由廷尉审理。廷尉乃掌管刑狱之官，深知景帝之意，遂对周亚夫严刑逼供。
周亚夫入狱后，悲愤交加，面对廷尉的审问，他道：“我的儿子买甲胄，是为殉葬之用，哪来的谋反之意呢？你们怎可诬陷忠良！我为大汉征战，平定七国之乱，安定天下，怎会谋反？”廷尉却冷笑道：“君侯纵使不在地上谋反，恐也欲在地下谋反吧！”此语一出，周亚夫如遭雷击——他深知，廷尉此举，乃是奉了景帝之命，欲置他于死地，再多的辩解，也是无用。
想当年，他在细柳营治军，文帝赞其“真将军”；他平定七国之乱，安定大汉江山，景帝封其为条侯，拜为丞相；如今，却因儿子买了殉葬甲胄，便被诬为谋反，打入大牢，遭受如此羞辱。周亚夫一生刚正，何曾受过这等委屈？他心中的悲愤与绝望，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他淹没。
入狱之后，周亚夫便开始绝食，以表清白。起初，狱吏还劝他进食，见他态度坚决，便不再理会。日复一日，周亚夫的身体日渐虚弱，面色苍白如纸，气息奄奄，却始终不肯进食一口——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扞卫最后的尊严。
至第五日，周亚夫终因绝食过度，呕血而死，时年约六十岁。这位曾为大汉立下赫赫战功的“真将军”，最终竟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周亚夫死后，朝野上下皆为之惋惜，百姓亦纷纷为其鸣冤——街头巷尾，人们无不谈论周亚夫的功绩，斥责景帝的猜忌与不公。《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司马迁对周亚夫评价极高，道：“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穰苴即司马穰苴，乃春秋时期着名军事家，着有《司马法》，司马迁将周亚夫与司马穰苴相提并论，足见其对周亚夫军事才能的认可。班固在《汉书》中亦言：“周亚夫为相，守正不阿，虽遭冤死，然其功在社稷，名垂青史。”
唐人许浑在《途经秦始皇墓》中曾言：“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文帝能识得周亚夫这等“真将军”，给予他信任与重用；景帝却因一己之私与无端猜忌，将其赐死，想来亦是令人叹息。然周亚夫的功绩与品格，并未因他的冤死而被遗忘——千百年后，人们依旧记得，在西汉初年，有一位将军，在细柳营中严整军纪，令天子折服；在七国之乱中运筹帷幄，力挽狂澜；他的故事，被写入史书，被搬上舞台，被后人传颂。